人的命运往往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的综合作用。从一个人的事业选择来说，很少有人早早就知道要进入哪个行业，但一个人的性情品格对他的事业成就的影响却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从一个败落的地主家庭走出来的裘宗舜，进入会计领域完全出于偶然。但是，他的勤奋、认真、天性秉直、思维活跃，注定了他必然在自己选定的事业中深耕细织，功成名就。

采访中，裘老声如洪钟，这得益于他长期的体育锻炼。

“天老爷指定我学会计”

裘宗舜的父亲毕业于江西政法专科学校，在当时也算是知识分子。依赖先辈的苦心经营，家境还算不错。但等到裘宗舜要上中学的时候，父亲做生意亏本，家里的生活已经异常艰难。

于是，父亲希望他能够学习一门技术，早日就业，以缓解家庭的经济困境。

“我当时就报考了南昌一中、二中、商业职业学校，还有师范学校。这几个学校结果都考取了。但进一中二中要交学费，家里拿不出来。要我选择：要么去读师范，要么去读商业职业学校。读师范，学费也不要交，只要人去，还有饭吃。但我不愿意去读师范，父亲就说，那么你就去读商业职业学校。我说，也好，你做生意亏本，我就学做生意，将来不亏本。结果进去一问，虽然叫商业职业学校，其实就是学会计。”

谈及初次和会计结缘，92岁的裘宗舜爽朗地大笑：“结果这样，天老爷就指定我学会计了。不是我选择的，命中注定。”

入厦门大学，情定会计

从商业职业学校毕业后，为了便于继续读书考大学，裘宗舜选择在商业职业学校的附属银行——二职银行工作。除了一个人管银行，还兼做商业职业学校的会计。

裘宗舜一边工作一边读书。“那个时候我读书是很辛苦的。没有现在这么好的亮灯，也没有煤油灯，就这么一个盘子装一点油，弄个灯芯点着。我就这样看书。看书睡着了，一打翻，一身都是油，书上也是油。经常是这样的。我的眼睛就这样被搞坏了。”

到统考的时候，正值厦门大学搬到长汀，离江西最近。于是，裘宗舜报考了厦门大学，并且被录取。裘宗舜就带着二职银行发的100元奖金和别人支持的一点钱，来到了厦门大学。

在厦大，裘宗舜开始读会计系。如果说第一次入读商业职业学校，是裘宗舜主动选择的话，而这次和会计深度结缘，只因无可选择。

“因为我是商业职业学校学会计毕业，限定了只能读会计系。本来如果不限定，我不会读会计系的。”

尽管这是一次被动的选择，带着无可奈何的味道，但从此以后，裘宗舜走上了会计这条路，再也没有改变过。

此后的大学时光，他潜心苦读。他不但读会计系的课程，还读商学院经济系的课程。他连续三年拿到了厦大的嘉庚奖学金。这笔奖金使得他不需要再半工半读，可以一心一意地读书了。

毕业，和教书生涯擦肩而过

大学毕业时，裘宗舜面临着职业的选择。他本来是可以留在厦大执教的，导师陈德恒教授也希望他能留下来当助教教书。但命运却和他开了个玩笑，让他和厦大擦肩而过。或许是“天老爷”认为他这时候就为人师表尚为时过早。

“我愿意在学校里留下来。但是我在长汀水土不服，高烧不退，一年总有半年都在打摆子（疟疾）。那个暑假有一天，我人还在发烧，有一部便车停在那里，同学叫我上来回到赣州去过暑假。我就上去了。到了赣州，摆子也好了，也不发热了。所以我就在赣州待下来了。”

裘宗舜和厦大的九个校友一起进了当时的江西盐务局。凭着厦大深厚的会计功底，裘宗舜很快搞懂了盐务局的会计是怎么回事。盐务局有两个任务，一个是征盐税，另一个是负责盐的专卖，分别执行两套会计。征税的会计很简单，收了之后就往国库交，交给到中央银行。对于盐的买卖，当时有一套盐的供销业务的会计制度。这个会计制度比较新颖，一个特别的地方是采用应付凭单制。很多人都掌握不了，不会做，但厚厚的一本会计制度，裘宗舜看了一两天就全部懂了。

由于江西盐务局的会计一塌糊涂，南京的盐务总局就派了一个人来做供销会计的工作。后来这个人要回浙江老家，就指明让裘宗舜接替他。就这样，年轻的裘宗舜当上了供销会计股的股长。

编写供销社会计，初为人师

会计是一门应用科学，但是，要教会计却不单单会做会计就行了，还需要具有很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深厚的理论基础。尽管无缘厦大的三尺讲台，但在广阔的实践天地，裘宗舜仍然开始展现他在教授会计方面的才华。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解放军进入江西南昌，成立了物资接管部。裘宗舜被物资接管部的负责人史奋拉进去当会计。

“这个物资接管部可了不得。物资接管部那些人出去，这个不晓得从哪里拿了十几两黄金来了，那个带了银元来了，当然还有接管的盐啊什么的，多的很。那些有仓库的，还有人管。接管的黄金、现洋这些东西怎么办？交到物资接管部，交给我。我想，糟糕！你这些黄金交给我，你今天交给我20两，以后你说交了200两，我怎么说得清楚。我说，你写个单子。他们都说，一个奇怪的会计，我交给他，他还要我开条子，莫名其妙。”

裘宗舜这个“奇怪的会计”当时在商业厅都出名了。后来省供销合作社成立，就委托他当主管会计，叫第一副股长。

“当时哪里有什么会计制度，我就写了一本供销社会计，告诉人家怎么做账，印了好多本。那个时候城乡都成立供销社，想学怎么做会计就买书，我就卖书。我还办培训班，干到以后就去干部学校，我就拿我那本书讲课。所以我这个教书的命运也从那个地方开始的。”

后来，裘宗舜来到江西财经大学会计系，正式登上三尺讲台。

会计护佑，侥幸安然度过历次运动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文革结束，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据有人不完全统计，这期间，大大小小的运动共计52次。

很多知识分子在这些运动中受到了冲击。但会计人特有的小心谨慎、忠厚老实却一次次护佑了裘宗舜。

先是由于在厦大读书期间，他除了读书，什么政治社团政治运动也不参加，让那些想找他的历史问题的人找不到把柄。后来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大多数当会计的都变成了三反分子，但裘宗舜却由于当年的小心谨慎，每笔账都记得清清楚楚，不但没有变成三反分子，还受到了提拔，成了供销社的办公室主任。

“他们问我，你怎么事先就知道要三反？我说，我就是不想贪污。”

但接下来的肃反运动，裘宗舜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因为他过去在盐务局，不贪污，可能得罪了很多人，有人就说裘宗舜可能是国民党的特务。但查来查去，结果发现没有那回事。

裘宗舜并不标榜自己的清廉是因为德行高尚。“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天天是在恐怖中生活。什么恐怖？政治恐怖。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要给我扣什么帽子，所以我认为我拿工资就应该工作，不应该拿的钱我就不拿。这是为了保护我自己，不是从道德出发。我不敢说我是道德高尚。”

文化大革命中，裘宗舜被下放到武宁。尽管和三个孩子不能在一起，但亲情却支撑着他忍辱负重，度过了艰难岁月。

“在政治运动当中我曾经被迫想要自杀。为什么难过？毫不讲道理。我之所以没有自杀，是因为我有三个小孩，如果我死了的话，我的小孩就没有人管，他们从小就没有妈妈，再没有爸爸，就要流落街头，那样我太不负责任了。所以我要忍气吞声。”

劫后重生，焕发会计新生命

文革结束后，知命之年的裘宗舜回到了江西财经学院。

“宣布四人帮倒台的那一天，我和我们财院的其他两个人说，今天是四人帮倒台，从今天开始我们要重新做人，要为党工作。因为要为党工作，我们三个人原来都抽烟，宣布戒烟。我是从那天开始就不再抽烟了。”

裘宗舜说他真正做学问是文革后回到江西财院以后。他开始大量地读书。他读孙冶方的书，研究孙冶方的经济理论，并且根据研究的成果，写下了《中国式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制问题》一文，在当时引起很大的反响。

“这篇文章好在哪里了？跟邓小平讲的改革开放完全吻合。我认为经济核算是我国在当代的生产力水平下，基于生产资料公有制而必然存在的客观经济范畴。社会主义经济是以社会化生产服务按劳分配为主的公有经济，是生产力水平还没有达到足够高度的时候，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专业化协作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这是我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商品经济，是计划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邓小平主张的改革开放就是主张要搞市场经济。”

裘宗舜在之后的多部会计专著和文章中，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主张，内容涵盖价格管理体制、物资管理和流通体制、税收改革等等。他还建议制定《会计法》，在他担任全国人大第六、七届人大代表期间参与了《会计法》草案的制定。

1988年，裘宗舜出版了著名的《会计信息论》一书。这本书的出版，被当时的会计学界认为是“填补了会计研究的重大空白”。

其实早在1984年，裘宗舜在自己主编的一本基础会计中就谈到会计信息论的思想。而这个理论最终成形，并且成书，源于一次台湾之行。

“到台湾去，我特别注意访问台湾的会计师联合公会。他们跟美国来往很多。我就问他们，你这里有很多关于国际会计的东西，能否给我。他们就把台湾跟美国的会计文件都给我。我就看到，1966年，美国的会计进行概念框架的建设，美国召开会计师协会全会有一个总结，那上面有句话：会计从实质上来看，是一个资讯系统。”

裘宗舜敏锐地意识到，这里的“资讯”，其实就是“信息”。“我们讲会计信息，他们讲会计资讯，不晓得是一码事的人，还以为是两码事。会计信息论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1995年12月国家教委召开首届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评选会议。裘宗舜、吴茂合著的《会计信息论》被评为二等奖。早在1989年10月，江西省教委在江西省高等学校第一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此书已评为一等奖；在1990年12月此书在江西省第四次优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评为一等奖。

裘宗舜认为，孤立地看会计信息是不完整的，会计应该有一个理论系统。2009年，他在过去的会计理论基础上汇集成一本书——《财务会计基础理论》。这本书可谓裘宗舜的会计思想集大成者。

尽管裘宗舜今年已是92岁的高龄，但他仍然老骥伏枥，希望趁自己还能够干一点的时候，尽量多干一些。他对年轻一辈的会计人给予厚望，希望他们努力学习现代科学技术，研究信息科学和技术，用现代信息科学技术装备自己，为国家为社会多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