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张以宽教授，以及后来的整理采访稿和撰文，对我来说，都是一场挑战。因为85岁的张以宽教授不但涉猎了会计、审计、财务管理、会计教育等不同的专业领域，而且一直在用哲学的视角思考会计问题，特别是在退休后，他进入了中国古典哲学的幽深丛林，特别是用易经的要义重新审视陪伴了自己前半生的会计，并且结出了丰硕的思想和学术成果。
选择会计只因热爱
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一年，20岁的张以宽幸运地考入南开大学贸易系。在进入南开大学之前，他曾经在银行、企业工作过，很早就接触了会计，因为觉得会计“比较实”，对会计心生热爱。所以，虽然读的是贸易系，但张以宽把会统系的会计统计课都选修了，从而打下了今后漫长的几十年中从事会计实务和研究工作的专业根基。
在南开大学就读期间，张以宽就在天津立信会计学校做兼职教师，讲述潘序伦的《基础会计学》。1952年他从南开毕业。当时贸易系的学生毕业后一般会进入了商业领域，或者到企业做管理，张以宽却希望自己能够搞经济核算，从事自己喜爱的会计工作。
但是，那是一个国家统一分配，大学毕业生无法自主择业，国家让去哪里就去哪里的年代。张以宽被分配到华北行政委员会贸易局财务处审计科搞审计。虽然这和他的初衷有点偏差，但也为他今后在审计方面的研究打下了实务的基础。
1953年，华北大区被撤销以后，张以宽被调到商业部财会局会计制度处，编写会计制度。
“所以近几十年，我在商业部主要是从事会计制度设计工作。在商业部的时候，因为国家规定，财政部统管会计工作，所以商业部的会计制度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商业部制定报财政部审查同意；再有一个就是商业部和财政部联合制定。”言谈中，张以宽拿出一摞书，告诉我们，“这都是我原来搞的会计制度，那本白的是1953年制定的。”
从实际出发设计增减记账法
1993年之前上大学的人，少有人不知道增减记账法的。但是，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增减记账法的设计者是张以宽。
1960年代初，《鞍钢宪法》提出“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视野注）。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人提出“借/贷”不知所云，改革“借贷记账法”的呼声比较高。
“是李先念（时任主管财贸工作的副总理——作者注）、姚依林（时任商业部部长——作者注）的命令要求。过去借贷记账法很简单，可是你记出账来业务人员看不懂，比如拿银行存款买商品，借商品贷银行存款，他看不懂。因此李先念组织各方面的人士来改革借贷记账法。”
1964年9月，由张以宽为主要设计者的增减记账法问世，同年在商业系统全面推行，1966年在全国推行。由于增减记账法原理的通俗易懂，在别的行业，比如工业、交通等也有采用，连大庆油田也采用了增减记账法。
1980年，张以宽的专著《增减记账法》出版。这本专著不仅在国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流传到国外，尤其是在日本会计理论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两度被日本著名会计学者翻译成日文出版。
1981年，商业部财会局出版《增减记账法十五年》进行总结，第一次印数竟达12万册，而其时全国企业总数不过4万家，可见增减记账法在当时的影响之广泛。
1993年7月1日《企业会计准则》实施，统一记账方法为借贷记账法，增减记账法在实务领域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正如厦门大学会计教授汪一凡所言，这完全不是某种方法优或劣的问题，而是选谁作为“标准”，向谁“趋同”的问题。（引自汪一凡博文《虽败犹荣的张以宽教授 》）
张以宽认为，尽管现在不用增减记账法了，但是今后增减记账法仍然会有发展。因为增减记账法的主要贡献就在于“反映事物以本来面目”。
“经济业务本来就是那样的，增加就是增加，减少就是减少。平衡公式很简单，资金来源等于资金占用。你要用《易经》解释就更简单，阴阳，资金占用是阳，资金来源是阴，阴阳平衡。现在办公无纸化、电子信息化，这些东西（记账符号）已经看不见了，还有没有必要绕一个借贷去？”
特别是对于个体户、中小企业，张以宽认为，就更没必要用借贷记账法了。应金鑫局长之约，张以宽曾写过《关于个体工商户建账的几个问题》，认为个体户小企业建账，业务内容增加就记增加，业务内容减少就记减少，用增减记账法更简便易行。
严谨治学，构建商业会计学框架
1964年10月，张以宽调入北京商学院（1999年6月与北京轻工学院合并，机械工业管理干部学院并入，共同组建为北京工商大学——作者注）。在北京商学院，张以宽主要是从事会计、审计、商业经济等方面课程的教学工作，历任教员、讲师、副教授、教授，后来担任硕士生导师。著名会计学者肖泽忠就是张以宽的第一个会计硕士生。后来他陆续培养了很多像谢志华、汤谷良这样的优秀学生。
张以宽崇尚孔子的教育思想，也把自己对孔子教育思想的感悟身体力行地融入到教学中。
“孔子的教育思想主要包括，教书的目标是为国家培养人才。第二，孔子尊重道德的素质。孔子还有一个思想，认为知识面要宽，不能只学一才一艺。他曾经指出，君子不器，就是君子不能当成一个器具只懂一点，因此要多学，三人行必有我师，提倡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另外还提出举一反三，启发式教学。”
张以宽非常重视学生的品德教育，主张不招收思想品德、修养水平不够标准的学生。他认为，提高会计人才的素质，应当把品德、职业道德教育放在重要位置。另外，对于孔子的“见贤思齐”、“君子不器”、“举一反三”、“三省吾身”等教学思想，张以宽也一直奉行。
除了教学，张以宽的大部分精力放在科研上。后来，他调到北京商学院商业研究所当所长，专门搞科研工作。在北京商学院期间，张以宽除了为会计界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外，在科研上也是硕果累累，其中最重要的是构建了中国的商业会计学框架和对承包经营责任审计的研究。
张以宽在原商业部工作期间，就曾多次组织或参与商业会计教材的编写工作，调入北京商学院工作以后，他接受了原商业部教育司委托，组织编写《商业会计学》（高等院校试用教材），承担了该书的结构设计和编写组织工作。这本书在总结商业会计实践和教学经验的基础上，第一次对商业会计理论与方法、商业会计实务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构造了中国商业会计学理论框架。该书于1981年11月由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后，因供不应求而多次再版，共发行47万余册。
上世纪80年代初，针对计划经济时代企业无任何经济自主权的弊病，承包经济责任制开始在以首钢为代表的很多国有企业推行。但是，在承包经济责任制下，如何平衡国家和企业的利益，如何约束企业领导人成为新的课题。在对有关单位开展经济责任审计进行广泛、深入调查，取得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张以宽撰写了《承包经营责任审计》专著（中国审计出版社出版）。同时带领他的研究生与黑龙江省审计局科研所、齐齐哈尔市审计局联合承担了中国审计学会“厂长离任经济责任审计”的研究课题。
从中国古典哲学迈入新境界
1995年1月，张以宽从北京商学院退休，但他在专业上的研究并没有就此停步。
“我近20年来写的东西比过去有所发展，为什么？因为我后来研究了传统文化，包括《易经》、《道藏》、儒学、佛法，这些都展示着人类的文明。所以说后来写了《<易经>哲理与现代财务》、《<易经>哲理与现代会计》、《<易经>哲理与现代审计》。”
张以宽说，《易经》、《道藏》、儒学、佛法，本质上都是天人合一的整体观。
“所以我这几年写东西，会计、审计，以及其它方面，我都是拿天人合一的整体观来讲的。万事万物没有单纯的，离开了阴阳就不存在。因此人得处在你的地位来研究宇宙，研究事物。”
“比如会计。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它是一种适应管理需要产生的信息和控制系统。包括组织、人员、规范、方法，作用于会计对象，这才叫会计。为什么要搞会计？搞会计算账为提高效益。实现经营目标，用于企业发展，国家的兴盛。会计从产生那天起，它就是为它的主体服务的。它是信息和控制系统，控制为什么？实现经营目标。偏离了规律就不行，就得把它调整过来。”
再比如关于审计。张以宽给审计的定义是：专职机构、专门人员，按照法规和一定的要求对被查单位的财政财务收支及其有关经济活动进行审查，评价经济责任，鉴证经济效益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效益性，促进经济事业的发展。
“审计也离不开审计组织、审计规范、审计人员，审计对象。你离开这个怎么叫审计？对于会计、审计的定义，现在世界上可能都没有一致的看法。但我相信，最后我们传统的文化、整体观、系统观、信息观会占上风的。因为我们观察事物的方法是正确的。”
2010年，复旦大学教授张文贤编的《21世纪100个会计学难题》中收入了张以宽的《会计创新与会计哲学》一文。张文贤曾问张以宽真正的难题是什么，张以宽答：哲学。
采访的最后，作为会计学界的老前辈，张以宽对后辈会计学子寄予几点希望，一个是研究问题要深，一个是知识面要宽，要把管理、财务、会计联系在一起来研究，另外就是要理论联系实际。这些都是张以宽几十年一直遵循的研究理念。
采访中，张以宽虽然对于现在社会上，特别是大学里的浮躁和急功近利颇有“人心不古”的感慨，但是，他仍然抱怀希望。
“要解决21世纪的问题，英国的汤因比博士有一句名言，要靠孔孟之道和大乘佛法。”
2013年7月23日，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副教授王纪平采访张以宽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