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十三五”时期经济工作的一条主线，也是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的主要着力点。围绕“三去一降一补”，商业银行既要抓好信贷投放，科学确定投向和投量;也要重视做好不良资产处置工作，促进产能化解、市场出清、杠杆降低。笔者认为，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商业银行应该正确把握“四种思维”，推动不良资产处置转型创新，切实提高处置效率和效益，更好地发挥化解风险、减少损失、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作用。
树立“价值思维”，正视不良资产处置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在经济上行期，银行体系不良率较低，且呈逐年双降之势，因而在银行的经营格局中，不良资产处置往往处于比较边缘化的境地。但近年来，不良贷款的持续增加已经显著侵蚀了银行的盈利基础，不良资产处置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日益显现出来。必须树立“价值思维”，充分认识不良资产处置的价值贡献度。
第一，不良资产是有价值的资产。事实上，“不良”一词在某种程度上误导了人们对于不良资产的认识。一块资产良与不良，其实是相对定价与未来现金流的关系而言的，只要定价精准合理，能够真实反映资产的潜在价值，这块资产就不应该被打上“不良”的标签。从这个认识出发，应该进一步树立“不良资产是有价值资产”的理念，银行不良资产既是风险高、损失大的特殊资产，但也是具有不同回收价值的资产，关键是要经营管理得当，以最大限度获取价值回报。已上市资产管理公司的信息披露显示，不良资产业务的回报率高达30%，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不良资产的内在价值。
第二，不良资产处置是创造价值的经营行为。当前，盈利增速持续下滑是银行业面临的共同挑战。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从“开源”入手，通过经营转型，开拓新的市场、客户和业务，但也要注意在“节流”上做文章，特别是加强不良资产处置工作，尽可能降低资产损失。应该看到，通过不良资产处置，收回来的往往都是真金白银，即使是贷款形态的正常化，也会节约拨备、降低不良率，这些都会直接或间接地从财务上、风险上为全行作出贡献。可以说，破解利润—不良—拨备不确定的三角难题，不良资产处置发挥着重要作用。还要看到，当前不良资产处置面临着新的环境，主要表现在：不良资产总量大、压力持续时间长，在经济L型走势中，银行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都面临较为繁重的处置任务;处置难度较高，司法框架下的债权清偿实际效果欠佳，部分企业有着潜意识的逃废债冲动;不良资产“病因”复杂，导致既有恢复无望的“僵尸”企业，也有一些暂时遭受了“皮外伤”但前景良好的优质企业。所有这些，都要求银行以价值为导向，以经营管理为抓手，以转型创新为支撑，更加扎实地做好不良资产处置工作。
第三，不良资产处置是商业银行化解金融风险、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途径。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的过程，既是风险化解的过程，也是信贷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一方面，通过灵活运用包括债务重组、批量转让、证券化、债转股等在内的多种不良资产处置创新方式，可以快速降低不良率，净化资产负债表，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这一点在不良贷款生成率较高的时期尤为重要;另一方面，实施不良资产处置，有利于腾出信贷资源和监管资本，并将其投向符合国家政策导向、有生命力的行业和企业，有利于推动重点企业兼并重组和产业整合，从而助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运用“投行思维”，不断提升不良资产处置效能
一般而言，不良资产都是商业银行经营行为的产物，但处置不良资产不能仅仅考虑商业银行的经营方式，而是要更多地运用投资银行的理念、工具、模式，联通各个市场、整合各种资源、吸引各类风险偏好的投资者，最大限度地发掘不良资产的潜在价值。
科学运用债转股模式。市场化债权转股权，是国家着眼于降低企业杠杆率和融资成本而推出的一项重大举措。商业银行应该认真贯彻国务院出台的债转股指导意见，积极稳妥地推进债转股工作，实现银企双赢。
一是审慎筛选债转股企业名单。按照指导意见确定的发展前景良好、技术先进、能够盈利、无不良记录四个条件，按照债务人企业所属的不同产业行业、拟转股企业的行业定位和发展阶段、债权资产的风险类型，建立潜在目标客户项目库。优先选择符合国家政策导向、因负债率过高而暂时处于困难状态的企业，优先选择逾期、次级和关注类贷款。二是做实专业平台机构。出于效率、资金等考虑，银行一般会选择新设资产管理公司，作为实施债转股的专业平台机构。在平台建设上，要注重充实专业人才，完善运作模式和风控机制，提高经营效能。农业银行率先研究筹备银行债转股实施机构，拟设立农银资产管理公司，注册资本金100亿元人民币，专司债转股业务。三是稳妥推进债转股项目实施。坚持试点先行、摸索前进，结合参与各方的意愿和能力，成熟一家、实施一家，防止一哄而上。2016年12月中旬，农业银行与贵州省政府签订六枝工矿债转股合作框架协议，明确了“企业分立+债务重组+债转股”的运作模式。
精准运用不良资产证券化模式。资产证券化可以打通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是有效处置不良资产的创新型手段，在国际上也不乏成功的先例。20世纪90年代，美国重组信托公司(RTC)运用证券化方式，累计处理不良资产4500亿美元;韩国资产管理公司(KAMCO)也采用证券化方式，处置不良资产44万亿韩元。2015年国内不良资产处置证券化重启，为银行处置不良资产开辟了一条新通道。
不良资产证券化的难点在于资产精准定价，核心是要解决未来收益不确定性问题。为此，必须切实化解银企信息不对称，通过资产组合、证券分级等技术，精准地组合拟发行证券的风险收益特征，最大限度地降低收益的不确定性，从而有效解决不良资产出表问题。为此，要在顶层设计、方案制定、资产组合、产品沟通、价值挖掘推介等方面把工作做细做实。在这个方面，农业银行也做了初步探索。2016年7月农业银行在银行间市场成功发行了“农盈2016年第一期不良资产支持证券”，发行规模30.64亿元，发行溢价达8%，成为国内不良资产证券化重启以来规模最大的项目。
合理运用债务重组模式。在不良资产处置实践中，债务重组是一种传统的处置方式。但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应该主动借鉴投行思维，充分发挥银行客户资源广、企业经营情况较为熟悉等优势，通过引入并购方、变更出资人等方式进行兼并重组，优化股权结构、盘活存量资产、化解过剩产能，在实现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同时，有效化解不良债权风险。近三年，农业银行通过债务重组方式，重组不良债权2806亿元，覆盖钢铁、水泥等十余个产能过剩行业，涉及企业3022户，有效“活化”了金融资源和产业资源。此外，商业银行还可以在监管部门政策指导下，通过不良资产收益权转让等创新方式，进一步拓宽不良资产处置渠道，提升处置能力。
强化“协同思维”，构建不良资产处置的共赢格局
银行不良资产处置，对外涉及多个市场主体，对内涉及多个业务部门。与此同时，互联网技术也正在逐步渗透，因此必须强化协同思维，努力形成多方共赢格局，更好地做活资产、做大市场、做高回报。
强化外部行(银行)司(资产管理公司)协同。行司合作批量转让是在金融不良资产批量转让政策框架下，结合国内批转市场实际而开展的一种处置创新形式。近几年，在不良资产批量转让业务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受让主体较为有限、市场竞争相对不足、不良资产价值难以充分发现等问题。特别是在银行业不良资产生成较快时期，批量转让市场总体呈现供大于求的格局，买方市场特征明显，不良资产折让幅度较大，目前大型银行不良资产批量转让总体受偿率一般在债权本金的2折到3折，对利润侵蚀明显。
从实践情况看，在不良资产处置领域，行司各有其优势。银行的优势在于自上而下有一支专职和专业的不良资产处置机构队伍，熟悉客户与资产情况，不良资产处置经验丰富;资产管理公司的优势在于有着比银行更为灵活宽松的不良资产处置政策，在不良资产重组、证券化、债转股等投行化处置手段方面空间更大。这就要求行司之间加强协同，通过制度安排，形成优势互补，把零和博弈转化为共赢格局。具体做法可探索：商业银行通过市场化途径将不良资产向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转让后，由资产管理公司继续委托银行进行清收处置，以最大限度地提升不良资产处置价值。通过强化行司协同，既可以有效缓解银行不良资产短期处置压力，又可以对不良资产实施精细化专业化处置。开展行司合作业务后，银行与资产管理公司之间从一次性的不良资产买卖关系转变为长期稳定的业务合作关系，从传统的不良资产交易对手上升到联系更为紧密的新型合作伙伴，真正实现行司双方互利共赢。
强化内部部门协同。在银行不良资产处置实践中，往往会出现资产处置部门单打独斗的局面，这是“部门银行”在不良资产处置领域的反映，容易影响处置效果。笔者在工作中感到，必须积极协调资产处置、风险管理、信贷管理、授信执行、法律合规、各前台客户部门的不良资产管理职能，在行内形成管理处置不良资产的合力，建立前后台协同互补、部门间联动合作的不良资产处置机制，推动不良资产处置向纵深开展，实现资产处置回收价值的最大化。
在部门协同的基础上，构建前期介入、中期诊断、后期评价的业务流程。适度前移关口，提前介入潜在风险资产，及时诊断风险状况，制定风险防控预案;对已出现事实风险的资产，要查明风险原因，判断风险程度，快速启动资产处置程序，尽可能地降低资产损失;对已完成处置的项目，要及时开展后评价，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强化线上线下一体化协同。近两年，“互联网+”模式逐渐被引入到不良资产处置领域，并出现了一些成功案例。总的来看，互联网平台在不良资产处置中可以发挥公开拍卖、撮合交易、信息咨询、数据服务、众筹投资等功能，实践也表明，线上处置可以扩大客户覆盖面，提高动销率和溢价率。但也要看到，目前在互联网不良资产处置过程中，线上仍然主要扮演渠道角色，基本功能是提供信息展示，线下处置的效果和收益仍然是关键与核心所在。因此，在推进不良资产处置互联网化的过程中，要注重线上线下协同，把互联网企业的线上技术优势与传统机构的线下处置优势结合起来，真正开辟一块金融新蓝海。
与此同时，要在不良资产处置中积极引入数据挖掘技术。加快构建不良资产处置历史数据库和数据分析模型，运用数据统计、计量模型和信息技术等现代化手段，建立科学的不良资产分析评估和估值定价模型，以量化分析支撑不良资产诊断和管理。
坚持“辩证思维”，正确处理不良资产处置中的四个关系
一是正确处理处置创新与风险管控的关系。不良资产处置本身是化解风险的，但如果管控不到位，也能引发次生风险。特别是处置创新会涉及新领域、新业务、新流程，有时缺乏相应的制度规范。如果把关不严、操作失当，不排除诱发新的风险的可能。银行必须确保创新实践始终在法制化轨道上运行，坚决纠正“一包了之、一转了之、一核了之”的简单化处置倾向，始终做到审慎、稳健、合规。比如，在债转股工作中，要严格落实债转股“黑名单”制度;应强化对债转股企业的财务杠杆约束，防止企业借机逃废债。再如，在对不良资产批量转让中，应做到不良资产“洁净出表”，杜绝任何形式的隐形回购协议。
二是正确处理市场化处置与自主清收的关系。在批量转让、证券化、收益权转让等市场化处置方式下，可以实现快速“出表”，但银行损失较大。一般来讲，市场化快速处置方式的回收率要低于自主清收。因此，银行不能过分依赖市场化处置，而是要综合考虑不良管控和经营利润两个方面，在处置速度和处置收益上寻求最佳平衡点，立足自身清收，用好市场化处置方式，形成最佳的处置方式组合。
三是正确处理存量化解与源头治理的关系。在着力“治已病”的同时，更加重视“治未病”，坚持标本兼治，从根本上治理不良资产并发症，守住银行资产质量的生命线。要特别注意重塑商业银行信贷文化和责任文化，责任决不能随不良资产处置而“一风吹”，必须做到道德风险和领导责任“两个不能放过”，切实发挥好警示惩戒作用。
四是正确处理服务实体经济与维护金融债权的关系。银行处置不良资产不能只考虑自身利益，不能一味抽贷压贷，而是要从服务实体经济的大局出发，与企业一起想办法共渡难关，努力帮助那些基本面尚可的企业走出困境，发展壮大。但与此同时也要坚决守住底线，对各种形式的逃废债行为保持高度警惕，加强与金融同业、地方政府和监管部门的沟通协调，有效发挥金融债权人委员会作用，切实维护金融债权，保护存款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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