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长期的研究中，郭生祥发现了信用区间滚动循环的规律，并为此创建了模型，以描述信用所处的各个区间。为感性的信用建立理性的模型，这听起来有点超乎想象，但却是郭生祥信用研究的一大特征。
“信用”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守信义、重然诺”的传统美德，“一诺千金”、“言必行，行必果”及“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等古语也都是关于信用的朴素表达。但长期以来，人们对信用的讨论只流于肤浅的道德层面，并且终于对具体人、事、物的简单批判。
信用是本，道德为先。信用固然与道德有着密切的联系，当前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种种令人生厌的乱相，也多源于人们道德的滑坡、信用的缺失。然而，撇去感性的泡沫，对于“信用”这个词，我们是否应该有理性的思索?它的背后，是否也隐藏着一定的规律?
1988 年，武汉大学管理学院经济管理系毕业生郭生祥开始考虑这个问题，至2003 年，信用科学研究体系渐渐成型。在这一领域，郭生祥著述数百万字，其中包括信用经济学的奠基之作，而他本人也被列为信用经济学的主要创始人。
在美国冈查加大学攻读金融学博士学位时，郭生祥的研究方向是货币流量学，借用保险精算的概念和工具来研究货币领域的一些概率模型和定量分析，从而为制定货币政策服务。这看起来似乎与“信用”二字毫无关联，但在郭生祥看来，不管是保险精算还是货币精算，其主要目的都是为了克服风险，而本质上，风险是因为信用才产生。那么，经济学是怎么看待信用的呢?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信用又会对现实产生什么样的启发呢?
信用经济学，滥觞于此。
自1996 年移民澳洲，郭生祥担任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下属的信用研究所主任，现任名誉主任、研究员。在他看来，澳洲这样的自由经济体，是研究信用科学的极好样本。他对信用科学的研究也一直延续至今，甚至还构想建立一所信用科技大学。
在学术上，郭生祥开创性地将信用研究引入了一片崭新的天地。
信用区间的滚动循环
信与不信总是纠缠着人类，到底我们要信到什么程度，不信到什么程度?这之间有没有什么比率关系的存在?有没有数学对称的完美性?存不存在着最大的效率和效益?这是信用经济学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在长期的研究中，郭生祥发现了信用区间滚动循环的规律，并为此创建了模型，以描述信用所处的各个区间。为感性的信用建立理性的模型，这听起来有点超乎想象，但却是郭生祥信用研究的一大特征。
郭生祥将整个信用区间描述为【0，1】，0代表完全不信，1 则代表完全信任。这个区间1/2 处是划分“信”和“不信”的中间线，其中在【0，0.5】区间叫低信用比率区，而在【0.5，1】区间叫高信用比率区。
根据统计，假设在【0.382，0.618】之间称之为信用稳定区间，或者叫诚信区间，那么不稳定的低信用区间就为【0，0.382】，常称之为不诚不信区间，而高稳定的信用区间就在【0.618，1】，常称之为信用区间。
0.382 与0.618 都来自于一个神奇的数字—黄金分割率。我们固然不能要求整个社会的信用如黄金分割一样完美，但这一区间描述却体现了信用运动的一般规律。
郭生祥认为，这四个区间的运动是相互递进的，如果没有前一个基础，就没有后一个运动的可能。四个比率关系合起来构成了一个统一的信用比率区间。但这不是一个静态的区间划分，其描述的人类信用运动状况是滚动循环运动着的。
仅是描述信用状态并无多大现实意义，信用区间滚动循环规律的更大作用在于：根据这一理论，我们可以分析判断一个行业、一个领域、一个社会所处的信用阶段，根据其特点可分析选择信用判断、路径，信用方式、方法，从而做出科学的决策。
比如，信用在不同的区间具有不同的特点：在低信用区间，信用选择的开放性强，信用制度不稳定，选择机会却很多，但内外信息对称成本、内外信用管理成本高;在高信用区间，信用选择性不强，开放性不够，制度稳定，选择机会不多，但内外信息对称成本、信用管理成本低;在信用区间的一个中间状态，信用选择技术很强，社会发展活跃与较稳定并行。
信用区间滚动循环的规律告诉我们，从低信用区间向高信用区间运动，是无形的文明和有形的财富累积、累进的必然结果，但循环运动却是总体规律。向高信用区间运动，固然会给社会带来不少益处，比如，制度虽越来越稳定，效率不断地被提高，但是开放性却会越来越少，制度会越来越封闭，机会也会越来越少。而如何在其中寻得开放与封闭的平衡发展，本身就是信用区间滚动循环所要揭示的秘密。
坦然面对当前社会
在中国，对于“信”的初始解释应该追溯至《说文解字》。这部国学经典对“信”字的解释是： “诚也，从人从言，会意。”可见“人”“言”称之为“信”，即人说的话叫“信”，人的言论应当是诚实的。
这当然是一个道德问题，但在郭生祥看来，过于泛道德地看信用，不是一个好现象。信用有规律性，如果对信与不信打上了太多的道德色彩，就会忽视对其规律性的认识。一方面我们需要加强道德领域的建设，强调自我约束和外部约束，但也要重视对其规律性的认识，而且要保持与时俱进。
孔子曾说：七十从心欲。也即人到了七十以后，对于知识、生命现象和规律有了较为深刻地认识，很多会变成一种习惯和自觉。
信用也如此。信用文明要达到一定的程度需要一个内在和外在结合的过程，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转轨时期，在激烈的文化冲突面前，很多东西都需要重新匹配。而中国的信用文化不同于其它文化，有自己的特殊性和特殊规律。
“信则有，不信则无”，这是中国对信用文化概括出来的一句流行语，郭生祥认为它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中国文化对信用文化的一种复杂心理与心态。因而，中国人虽自古倡导诚信，但其信用文化却存在三大缺点：
特别重视伦 理、道德，强调为政治服务，没有重视它的经济性，因此，不能推动商业社会的形成;
缺少运动的、辨证的观点，因而，其学术思想桎梏人，没有科学的进步;
缺少制度与法制，不能建立起更高的文明大厦，总在农业社会徘徊，前进不到工商社会。
国人也往往片面地拔高信用的作用，认为信用是治国之术，高估了信用宏观性的一面，尤其是政治道德方面，由于过分地强调信用选择后的秩序性、社会性、制度性，部分掩盖或忽视了信用选择时的自由性以及在选择时技术性的一面;有许多人过于从道德层面讲信用，事实上只讲了信用诚信的一面，却忽视了信用法制的一面，还忽视了信用“以信为先”的自然属性。
此外，人们对于当前信用缺失的现象往往相当不安。但郭生祥认为，信用本自由，它要求环境相对宽松。我们不可能要求当前的信用状况一夜突变，其间的反复往往不是一时一地的得失，而是几代人的得失。
在三 聚 氰 胺事件之前，郭生祥就曾提醒国内企业界：各个领域的高发、频发信用问题即将全面出现。虽然目前国内无孔不入的“反信用”已经具有了深厚的土壤，并且已经形成了特殊的利益信用链和信誉面，但这还不是反信用的高峰时期。在他看来，根据信用思想、信用信念、信用信仰、信用利益链、信用信誉面的周期性，未来30 年都会是中国信用的恶劣时期。
然而，事物到了极端都会走向对立面，对于反信用也是一样。郭生祥声称：即使我们现在任其自然，这个毒瘤大约30 年一个周期也会自我萎缩和消融，因为正义的信用不可能完全被消灭，一样会慢慢起来，并最终取代负面的信用。
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或许可以少一点焦虑，坦然面对当前社会。
信誉系数决定信用成本
如果任何个人的信用都与外部信用之间存在着直接、真实的反馈，没有扭曲，也不存在放大或缩小。你是正面的信用，社会反馈给你的也是正面的，反之，也是负面的。这样的社会我们称之为神话。
现实中的社会因为信誉的存在，或指向真理或指向谬误，对信誉总存在着一定的加减、放大或缩小、扭曲或接近真相，也就是说存在着一定的变形系数。郭生祥将这个变形系数称为信誉系数，而每一个信用的信誉，根据传导的层级个数，乘以这个系数就是这个信誉的放大或缩小结果。
信誉系数是如何产生的呢?
郭生祥在研究中发现，决定信誉的关键变量是信息对称和价值取向，每一个具体信誉都生活在环境之中，如果具体信用与社会信誉方向一致，则是正放大，反之则是负放大。同时信誉系统也被一定的道德和信仰所规范，比如坚持科学的理想、灵活的原则、宽恕的精神，与人为善，那可能信义就是正面的放大，反之，则可能是负面的放大。
在信用经济学中，个体行为完全的信用支付成本= 个体实际支付成本±社会信誉成本。而信誉成本=信誉系数×传播个数。显然，社会信誉系数决定着个体行为的支付成本。
郭生祥风趣地说：社会也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至少它没有垃圾桶那么具象，管它呢?别人乱扔，我也乱扔，甚至还用不着偷偷摸摸地扔。
然而，社会信誉本质上如一面镜子，是对信用的映射，但是它却具有一定的放或缩的作用，如果信誉的绝对值较高的话，那么其放大功能就较高，反之，则不高;任何人即使再私密的个人行为，都会被社会信誉照射，中国古代有句话叫“要得人不知，除非已莫为”。
对于人类来说，最初的信用表达是从信任开始的，信任推动交易便产生了信用。最初，人们表达信用或许只需一张简易粗糙并不规范的借条，或者一句口头承诺。但如今，交易过程中合同约定动辄洋洋洒洒数万字，意图穷尽所有不诚信的可能性，囊括可预见的一切风险。这虽然表明人类在经济活动中越来越趋向理性，但细化出的各种守则条例不断揭示出人与人之间内心的“恶”，不信任成为人们践行信用的最大成本。
郭生祥根据自身海外生活多年的经验认为：在一些多元文化的移民国度，中国人社区比较而言是最勤劳的，但是也是最容易破坏制度的，有的人甚至说没有中国人破坏不了的制度，表面上这是句夸奖中国人的话，其实是在说中国人并不最富有的原因，因为这抬高了中国人社区的社会成本，使人与人、人与社会、人的身心、人与自然之间的信用成本无限地高企，以致有些地方环境恶劣、人心惟危，即使中国人的有形财富再多，如果扣除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其净值也不是很高。
这可能是一个典型的信用率位于【0,0.382】的信息萌芽区间，所有的人与所有的人为敌，自然特别热衷于破坏制度，制度总是在这个区间被无情地消灭。相比较而言，那些比较好的社会，则位于【0.382,0.618】区间，稳定的关系和稳定的制度，占据着主流。这样的社会具有较低的信用成本，同时又具有较高的开放度，是效率和效益、公平和正义、信息对称、真理和信仰均衡得较好的社会。
网络改变不了社会信用的底色
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以及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的兴起，人们认为网民的监督对于社会信用的提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郭生祥认为，互联网社会是真实社会的缩影，只不过有些互联网社会相对于其真实的社会层面可能透明些、民主些，但是改变不了底色。
那是因为，诚信既有个人层面的，也有社会层面的，既有信仰层面的，也有制度层面的，信用既是一种主观的选择，也是一种环境压迫下的选择，或者是二者的结合。但自觉地信用比外在压迫的信用总要文明些。
相对于个体而言，信用是自己的一种主观道德价值的自我约束，从这个意义上，凡违反信用的，首先责任在自己。有的说大环境如此，个体无法独善其身，这其实是企图为自己是信用第一责任人开脱。
如果一个底色的社会原本不那么讲信用，那么互联网的社会往往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在一个较为透明、民主些的互联网社会，也许能够解决些问题，对真实的社会有所裨益。但是有些则可能呈相反的作用，其对好信誉和坏信誉都有推波助澜作用。这一点从网络上层出不穷的谣言与八卦可见一斑。
郭生祥也认同有些学者的观点：至少在中国互联网社会，少些两张皮的分裂，即一个潜规则和一个明规则。相对来说也比较容易监督、民主、真实。尽管他并不认为这种分离、真实，就真能产生多少好作用。
当然，不是说因为两个社会的重叠性，郭生祥就否定了互联网的监督作用，只不过他在看到互联网的监督性作用的时候同时也看到互联网需要规范和提升。在他看来，两个社会之间可彼此关照，或者相互监督。往往互联网社会的活跃性使之走在真实社会的前面，这种关照可能强些，其正面的作用可能大些，但是也不能夸大这个作用。政府是否容忍这种现象，或者政府的监管是否导致一个稍微良性些的互联网社会出现，这些都是未知数。
不过，郭生祥对于当前政府对互联网的强行规范持怀疑态度，因为今天互联网中的矛头大都指向政府官员的某些行为和方式，不排除少数官员挟持政府、绑架政府，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限制和管控。他认为政府应该给予制度创新上的宽松和引导，至少比一味地限制和打 压要高明。
郭生祥认为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互联网社会与真实社会之间也是一对信用关系，其周期性的变化规律也遵循信用率区间滚动运动规律。一方面互联网与社会要互动，另一方面互联网行业、互联网使用者要自我约束，包括诚信约束、道德约束、公序良俗约束等都应该自觉起来。
他进而畅想道：如果互联网社会真的是正面的多些，那真实社会靠近再靠近些，岂不成就了一对经典的信用范式吗?
信用的缺失不能只谴责政治体制
要建立信用社会和信用体系，必然涉及到对于政治体制的研究和分析。在中国，人们往往将民主社会的建立系于民主政治的确立。这本无可厚非，因为政治信用是一切信用的根本。
很多人认为只有彻底民主，才能改变整个社会信用缺失的现状。但在郭生祥看来，即使这种看法完全正确，民主政治的实现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有些国家虽然确立了民主政治体制，但信用没有与之配套，依然混乱。故而他说：即使是靠民主医治信用缺失的社会，也需要一个过程。
目前社会上存在的很多问题，人们都可以从政治体制上挖出根源。郭生祥冷静地旁观，并得出自己的看法：有些归结得有道理，有些比较间接勉强，有些则是没有道理的。事实上，成熟的民主社会，人们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中的信用往往与政治没有多少直接的关系，比如说美国经常有校园枪击事件，但是老百姓并不将其与政治相关联。
目前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正慢慢消失。虽然有人认为这时候国人既没有社会理想和信念，也没有宗教信仰，还没有传统习惯和道德，公序良俗彻底被真空。但郭生祥仍然将此视为社会的进步，他将中国目前所处的阶段称为信仰萌芽时期，处在【0，0.382】区间，是一个混乱的博弈阶段，他主张人们应进行内部的自我约束，信用出了问题，首先检讨自己，每个人的信用健康了，整个社会的信用就可能健康。若没有高度自觉性，信仰被强行到【0.618】，那是悲剧，而不是喜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无论政治、信仰、经济生活、文化环境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但价值建设、法治建设、制度公平建设都被经济效率优先冲淡了，在效率优先的招牌下，很多事情鱼龙混杂，价值逆向选择如江河日下。这让旅居悉尼的郭生祥心生遗憾，但他仍然乐观地认为，中国文化深厚的根基是可以对此进行弥补和矫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