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做空者的贡献还不止在防止市场过热方面，他们最大的贡献是对资本市场投资者信心的平衡。做空者往往是理性的，他们愿意在6000点做空，更愿意在2000点买涨，他们正因为有相对充分的理性，不至于游离在自负和自卑的典型的失败型投资性格当中，是信心的平衡者。这样的投资者多了，市场更容易在遭遇崩盘后更快的恢复元气。

　　资本市场是一个很容易走向极端的市场，因为其杠杆效应和工具效率空前之高。这是几千年来人类社会活动当中无法想象，也是从来没有过的。如果庞大的投资者群体不能或不愿意对市场形成充分的“表达”，就容易因规则和制度以及文化的东西左右，轻易的走向一种毁灭性的极端，这种极端我们称之为“崩盘”。

　　拿中国来说，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握有更多资源和利益链的社会精英层面，都非常不喜欢听到“看空中国”和“做空中国”等这样的字眼。这跟中国的传统文化非常契合，对持有不同看法和不同行动的人，总是持有一种警惕和敌视的态度。

　　中国目前在资本市场形成的文化也是一样。更多的阶层依然担心和忌惮看空或做空者，总是在有意无意的边缘化有利于做空者的制度和舆论。这使得我们的市场很不容易崩盘，但一旦崩盘，信心丧失，价值观轻易就被颠覆，恢复期之长难以想象。

　　到目前为止，我们甚至没有一个可以用来做空的房地产指数。试想，如果股指期货是从2005年、或更早上市，投资者还会经历6000点的惨痛教训吗?换句话说，如果存在更多的做空机制，6000点又能怎么样呢?

　　做空者的贡献还不止在防止市场过热方面，他们最大的贡献是对资本市场投资者信心的平衡。做空者往往是理性的，他们愿意在6000点做空，更愿意在2000点买涨，他们正因为有相对充分的理性，不至于游离在自负和自卑的典型的失败型投资性格当中，是信心的平衡者。这样的投资者多了，市场更容易在遭遇崩盘后更快的恢复元气。

　　没有做空机制的市场只能吸引更多的非理性投资者，因为只有非理性的投资者才相信自己不是那击鼓传花当中的最后一个。正因为中国缺少做空者，所以缺少理性。非理性的繁荣在中国会更长、损害会更大。股市崩盘六年过去了，依然无法恢复元气。

　　因缺少做空者而缔造的非理性疯狂目前还体现在中国的房地产等市场。实际上在房地产市场一直都有很多看空者，可惜的是，做空者无法用实际行动来表达态度，来平衡这个市场。所以无论房地产市场如何繁荣，失衡感却越来越重。相比那些诸如鸡蛋、土豆、焦炭之流的期货品种，我一直想不通中国为何不抓紧推出房价指数期货?对于平衡房地产市场的任务，为何不交给市场?

　　在中国畸形的房地产市场，甚至发生了更滑稽的事。有一名记者在报道了温州楼市存在风险，以及温州一些炒楼者“弃房”、楼价下跌等现象之后，遭到网络追杀。温州本地论坛上连续出现了“温州经济要挽救，先杀某记者”等标题的热点文章。此事已发展到警察介入。从此例可以看出，中国的“做空”环境有多么差。

　　需要警惕的是，一个理性者无法表达和参与的资本市场，注定是泡沫横生、终将惨不忍睹的市场。这一点从缺少做空机制的中国股票市场已反复验证。

　　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国家的市场。

　　2008年5月，有一个叫戴维艾因霍恩的对冲基金经理，开始大肆批评雷曼兄弟，并到处演讲说服更多有影响力的投资者加入到自己的队伍，号召更多的投资者去做空雷曼兄弟。也正是他的呐喊和参与，一些在研究抵押贷款支持资产方面的投资者开始关注雷曼兄弟的风险。很快的，其他寻找做空机会的投资者开始建立空头仓位，做空者也越来越多。跟艾因霍恩一样，当时做空雷曼兄弟的投资者后来赚得盆满钵满。

　　如果没有像艾因霍恩这样一批对冲基金经理的及时介入，雷曼兄弟的破产或许会延后一些，但给美国资本市场带来的灾难恐怕要增大十倍。

　　做空者也不缺少信仰，索罗斯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后说，金融市场不属于道德范畴，它有自己的游戏规则;对于亚洲金融风暴，即使我不炒作，它照样会发生。纵观很多国家资本市场及经济的崩盘，以及而后的一蹶不振，恰恰是因为做空者没有参与机会，导致做多者信心和价值观被完全颠覆所致。

　　查诺斯是一位华尔街比较出名的对冲基金经理，目前市场给他的称号是顶级做空大师。查诺斯曾成功的做空了安然和美国楼市，并收获了巨大的回报。但市场需要明白的是，目前美国房地产市场已经开始复苏，做空者的贡献已经完成。做空者让美国的房地产市场泡沫提前破裂，从而也尽早恢复。.

　　查诺斯2013年开始全面关注中国房地产市场，他的呼吁是，“你应该避开任何与中国房地产市场相关的投资产品，钢铁、水泥、铁矿石等等，因为我正在做空他们”。幸好查诺斯在中国这个排斥做空者的市场里并不出名，否则的话他的言论可能会引来当下诸多房价追逐者的“炮轰”。

　　一直以来，做空者在纷杂的资本市场保持着冷静，他们会遭到各国政府的反感，乃至封杀，但他们在用自己的思考和影响力艰难而又光荣的生存着。当他们时常因正确的判断“得手”的时候，往往也会获得市场更大的尊重。

　　2010年2月初，在曼哈顿一个私人会所，包括索罗斯在内的一批善于做空的对冲基金经理有一次大的聚会。这群做空者谈论的是欧元的走向，索罗斯等先后发言，看淡欧元前景，并迅速扩算。这跟艾因霍恩做空雷曼之前的举动类似。这次聚会之后的一周时间里，欧元空头头寸创出历史新高，6万份多分做空欧元的期货合约集中出现，甚至高出了1999年科索沃战争时期。之后欧元兑美元汇率从1.36一路惨跌至1.18。

　　从当时来看，索罗斯等做空欧元的举动加剧了欧元区的风险，但其重要的意思在于，大批对冲基金对欧元的看空，以及对欧元的做空触动了包括德国等在内核心国家的重视，使得对欧元区革保持懒惰的政治家们抛弃了侥幸心理，欧元区关于统一监管、财政改革等的实质性进展也正是从全球对冲基金经理大肆做空欧元开始的。

　　回顾发展比较完善，且一直在持续循环的欧、美资本市场，其跟政策制定者一直以来对做空环境的创造运用，以及对做空者的宽容是分不开的。因为做空者本身就附带着一种强大的监管效应，让市场更容易重视风险，不至于不可挽回。

　　伦敦和纽约，乃至香港，之所以能够在国际资本市场获得一定的地位，除了各种大的历史背景，更多的是一种对投资者自由行动的保护，一个最重要的体现是，对做空者的宽容和“放任”。

　　朝鲜这样的国家绝对不会允许做空者，就连骂它几句都会引来诸多报复，因此没有人愿意参与朝鲜的投资。资本市场更是如此，如果所有人都只能表达一种态度，只允许对“利好”使劲追逐，对“利空”则不得不保持沉默的话，整个市场就很难吸引真正的理性投资者，长期来说也更容易形成极端崩盘和长时间萧条的现象。

　　中国缺少对做空机制和做空意义全面思考的改革者，从而缺少可以做空的产品和做空文化，因此也缺少做空者。有句话说，看一个人的身价，主要看他的对手;我的观点是，中国资本市场今后能否可持续并缔造强大，主要看他如何对待做空者。

　　也可以这样说，看一个国家资本市场的“身价”，主要看所承载的做空者的影响力。我只能说，时下的中国，非常需要做空者。（财经专栏作家，世元金行高级研究员 肖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