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部门局级和副部级的官员（央企高管大部分处于这个级别），其工资表上的收入，一年不会超过30万元，央企高管即使降薪70%，也比他们中的多数人要高出很多

·企业自身创造财富，尽管反腐和薪酬改革对高管们的职务消费会有限制，但他们能够找得到的对冲办法要比政府官员更多，比如，高管能很方便地把一些职务消费算做企业成本，但官员就不能

·他还能分享只有一定级别和身份的官员才能享受的待遇，这种待遇不一定是物质利益，但更能体现一个人的身份、地位和价值。如内部文件，信息的优先获取等。

中共政治局通过了《中央管理企业主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该方案的核心，简单就一句话，要想拿高薪，就换身份；要想保身份，就降薪酬。不能鱼和熊掌皆得。在这个两难选择面前，据说国资委之前的一个摸底调查显示，50岁以上的国企高管超过99%不愿意用离开“体制”换取高薪。

其实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但这个99%的数据还是让人有些惊讶，虽然它前面有一个限定词“50岁以上”。考虑到央企高管的年龄结构，尤其是作为一、二把手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其年龄普遍都在50岁以上，因此，这一数据可以视作绝大部分央企高管都不愿意放弃现有的身份和行政职位，可见体制的力量有多么强大。

那么，他们看重体制的身份为了什么？既然体制对他们有如此大的魔力，想必这里有不为外人道的一些东西让人留恋。我分析，有三个因素。

一是尽管这次央企高管的薪酬有大幅度下降，据悉主要负责人的薪酬将削减到现有薪酬的30%左右，削减后年薪不能超过60万元，但相比多数政府系统同级别或更高级别的官员，这一薪酬依然是有竞争力的。我敢断言，政府部门局级和副部级的官员（央企高管大部分处于这个级别），其工资表上的收入，一年不会超过30万元，央企高管即使降薪70%，也比他们中的多数人要高出很多。

二是福利和职务消费，央企要比政府部门的官员强。后者虽然有权，但这个权要变现成资源和金钱，才有“价值”，否则，政府自身并不创造财富。但在现在反腐严厉的情况下，官员们不大可能用权大幅捞钱，即使会有权钱交易，也是战战兢兢的，心理压力很大。而随着审批权限的减少和下放，这块给政府部门带来的福利也相对会减少，特别是在新的预算法通过后，加大清理部门的小金库，统一预算，能够从这块得到的部门福利不会很多，官员有的也只是国家明文规定的一些职务消费和福利。相对百姓来说，这块职务消费和福利当然很大，但同央企高管相比，则要逊色得多。因为企业自身创造财富，尽管反腐和薪酬改革对高管们的职务消费也会有限制，但他们能够找到的对冲办法要比政府官员更多，比如，高管能很方便地把一些职务消费算做企业成本，但官员就不能。

三是官本位体制所带来的各种有形和无形的价值增值，包括官商两吃的旋转门通道。中国是官本位社会，央企高管保留行政职别，最低也是处级和副局级干部，主要负责人一般则是中管干部，在党管干部下，干部身份意味着高管就是党的人，不仅前面说的国家给干部的各种有形的职务消费他能享受得到，更重要的是，他还能分享只有一定级别和身份的官员才能享受的待遇，这种待遇不一定是物质利益，但更能体现一个人的身份、地位和价值。如内部文件，信息的优先获取等。在一个讲究等级和身份的社会，这些东西其实比有形的物质消费更被官员所看重。

在官本位所带来的各种价值增值中，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现象，是旋转门。所谓旋转门，原来指的是西方等国家的政府官员和大学、研究机构、商业机构的学者和企业经理之间，能够随时变换角色。一个人今天是某大学教授，明天就入阁做官了。这种旋转门现象在今天的中国官场和企业届也相当普遍。最近几年，就有很多央企老总进入政府做了省长或书记。最新一例是农行董事长蒋超良，到吉林做省长去了。蒋的年薪是113.36万元，他做省长的年薪估计连这一半都到不了，但为什么愿意舍高薪而做省长？商而优得仕嘛。这也可以说是许多央企高管的入仕情节，做央企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做高官。中共的干部政策本来就是官商一体的，从企业中选拔官员不但理所当然，而且会越来越普遍。因为企业出身的官员常常被认为懂经济，能够带领一方发展起来。而对央企高管来说，虽然身份是干部，但毕竟不是政府官员，所以，也乐于以此作为跳板。

如果央企高管放弃体制内干部身份，他除了还能享受企业配备给他的高管职务消费外，其余的干部身份所能享有的东西，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他都无权得到，虽然他可以拿着目前的高薪，但是，对于习惯了在体制内生活的央企高管来说，这个高薪的价值肯定比不上他放弃的多。何况，对于他们来说，并不缺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