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商业银行停止贷款、企业陷入联保互保危机、企业主跑路、中小企业借入高利率贷款维持经营的新闻随处可见。面对不稳定的经济形势，各省地方政府官员呼吁大型金融机构、实体经济和政府三者和谐共赢的呼声日渐高涨。在经济形式不稳定需要商业银行大力扶持企业发展时，后者却在大难临头时选择抽身离开，由此逼迫地方政府与商业银行来谈判解决问题。这让一些本是常规性、常识性、常态的东西都变成了扭曲的非正常方向发展。

　　作为一名省金融办官员，赵明(化名)对是继续为一张民营银行牌照而奋斗，还是向同行学习大力发展管辖内的非银行类金融机构，有些犹豫不决。

　　“按照现有情况发展，即便获得一张民营银行牌照，对我们或许只是鸡肋。”他说。

　　在国务院政策出台即将一年之际，面对监管部门的明确态度，地方省金融办疑虑，民营银行的发展路径已超出其掌控范围。

　　一张牌照的背后是地方政府与国家监管部门之间对现有金融监管体制的突破与坚守。

　　“你就是坏人”

　　2013年7月5日，国务院办公厅正式下发《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

　　随后，在全国掀起一股申请民营银行的热潮。

　　8个月过后的2014年3月12日，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在全国“两会”记者会上表示，第一批将有5家民营银行落地后的下午，银监会即召开新闻通气会。银监会有关负责人公布，在各地转报推荐的试点方案中，择优确定了10家民营企业上报的5家民营银行试点方案。

　　据利安达会计事务所统计，目前申请民营银行的企业已经超过1000家，而国家工商总局核准名称的近100家。

　　此时，在国务院相关意见公布一年之际，接受经济观察网记者采访的申请者表现出更多的是无奈。

　　“监管部门一开始就把你当做是一个坏人。”一位西部地区的民营企业申请者郭某告诉经济观察网记者。

　　2014年6月22日，在一场没有银监会现任、卸任官员参加的中国民营银行论坛中，作为会议的第一位发言人，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马德伦在9分钟的演讲中，对民营银行发展提出了22个问题，其中，他对民营银行提出了十个不可避免的挑战。

　　“是否我们的民营银行就能够心甘情愿的做一家稳健的小银行?我想把这些问题提出来，虽然我这没有答案。但我们应该记住，民营银行的资本是民营的，但银行是服务于公众。”他最后说。

　　对此，郭某看来监管部门只是拿金融稳定来磨洋工。

　　“现在金融行业都在讲创新。因此监管部门让我们拿出创新方案，并要求给出风险处置的解决方法。他们拿出整套方案以后，再用2B铅笔在上面画圈圈。”他说。

　　参与以上会议的申请者与郭某有同感，一位西部省份的金融办官员告诉经济观察网记者，目前没有任何部门出台相关的申报流程、细则，而作为牵头的银监会依然没有对他们的申请受理。

　　在现有情况下，地方金融办官员已不是规则的制定者，与民营企业主一样，他们也是一个徘徊在监管部门之外的申请者。

　　作为唯一出席会议的现任官员，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局长宣昌能提出推进存款保险制度建设是发展民营银行的先决条件。

　　“个人理解这个对民营银行提出自担风险的要求，实际上是我国在存款保险制度还没有建立的情况下，需要进一步研究与商业银行法、公司法的有关法律法规的衔接。只有管得住，才能放开，只有尽快设立存款保险制度，完善金融机构，市场化的配置机制才能为民营银行的健康发展，提供坚持的制度保障。”他说。

　　对于风险管控、制度安排的说辞，一位中部省份省金融办官员和赵明看来，民营银行推进速度缓慢的最主要原因是银监会是既得利益的代言人，他们不愿意打破现有制度体系，而更愿意将现有体系强加给新加入这个行业的参与者来依照他们先看到的路径来发展。

　　对此，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杨再平将此解释为“路径依赖”。

　　“一个制度有自我强化趋势。某一制度哪怕是不合理，它也会自我强化。要改变一个制度，往往需要付出大成本。制度出台后，还会衍生出许多相关利益集团，”他说。

　　商业银行停止贷款、企业陷入联保互保危机、企业主跑路、中小企业借入高利率贷款维持经营的新闻随处可见。面对不稳定的经济形势，各省地方政府官员呼吁大型金融机构、实体经济和政府三者和谐共赢的呼声日渐高涨。

　　其背后是，全国各省官员对现有金融监管体制下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经营方式的强烈不满。

　　“我们要独立”

　　作为会议开幕式唯一的省金融办发言代表，云南省政府金融办主任刘光溪单手叉腰，在33分钟的演讲中，他痛斥大型商业银行的现有经营行为。

　　这位1988年跟随龙永图参加中国加入世贸谈判的官员认为，目前金融机构最适合好好搞搞“党群教育”。

　　在他看来，现有的”大哥大“金融机构，工农中建交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从人民群众中来做的很好(吸收各种零星的资金)，但是现有的金融机构到人民群众中去(发挥融资服务的功能做的很差)。

　　“从人民群众中来做的很好，钱都交上来了，你看我们云南129个县市区的贷存比触目惊心。现行金融组织、外来金融组织在县域乡三农主要发挥抽水机的作用。连银行业的基本存款功能发挥了，支款、取款功能发挥不了，更别谈融资了。”他对台下就坐的马德伦说。

　　刘光溪认为，在现有的垄断金融体制下，所设计的盈利目标、运行的模式，使得商业银行本身就是嫌贫爱富。“是不是民营银行试点，我不敢说，说白了这样做下去，我们对民营银行兴趣不大了。”

　　他表示，不让大型金融机构把钱全部抽走的方法，就是要培育自己说了算，属于内生需求的自主型的金融组织。

　　“我不信邪。这是云南省自己的自留地，除了遵循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的管理办法以外，任何人不能对我的小贷公司指手划脚，说三道四。我们跟省金融办的同仁讲，我们唯有埋头苦干，大力培育和发展我们省金融办自己说了算的小贷公司、民间资本管理公司、民间融资服务公司、私募基金和民间资产管理公司。以此大力培育发展小微金融，不谈民营金融机构，只要有利于老百姓的发展，我们提出金融服务的阳光雨露，阳光一定要普照田间地头。金融改革的雨露一定要挥洒城乡。” 他说。

　　赵明告诉经济观察网记者，刘光溪的言语代表了很多省市金融办同仁的看法。

　　在经济形式不稳定需要商业银行大力扶持企业发展时，后者却在大难临头时选择抽身离开，由此逼迫地方政府与商业银行来谈判解决问题。这让一些本是常规性、常识性、常态的东西都变成了扭曲的非正常方向发展。

　　“国务院尝试改变现有金融监管体系，但监管部门以风险为由并不愿意下放更多的权利。那么各省市只有自己来想办法。”他说。

　　赵明所说的是在2014年两会结束后，中央编办联合财政部和一行三会向各省级金融办下发了《关于完善中央与地方金融管理体制的意见》，征求地方对未来中央和地方金融分层监管的意见。

　　“一些基层金融监管机构希望能把一部分金融机构，比如村镇银行、社区银行、县市级农商行、农合行等，这些没有跨区域的银行机构的监管权力下放给地方金融监管部门，以增加地方金融监管机构的自主性和灵活性。”赵明说。

　　在发言中，刘光溪对于监管权表示已经上中央提交一份报告，他提出，金融机构实行注册地管理，全国性的涉政性的影响力很大就可以银监会管。

　　“关于中央合理界定中央与地方监管，风险处置的责任，中央和省一级以调为主，快为辅，都是这样，这是逻辑，这是规则，毋庸置疑，还需要探讨。省以下是调为主，快为辅。”他说。

　　在他看来，现在金融机构出问题，监管部门根本无法管理。出了问题，全部交给金融办来管理。但对于省级金融办来说，也陷于归属管理困境。

　　“这样的金融管理体制是难以维系的。”他最后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