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1月初的一天，吴益格和两位合作伙伴来到武汉市江岸区工商局。工商局的工作人员问他们办什么登记，他们说是三个人“搭伙”自己办一家会计师事务所。于是，他们的事务所被登记为“合伙制”。
作为对恩师吴英豪创办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的继承，也是为了完成老师的遗愿，吴益格给这家新创办的合伙所取名为“武汉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并担任事务所的所长。
对于什么是合伙所，吴益格他们当时也并不十分清楚。但这不妨碍他们在不太自觉中创造了历史，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合伙会计师事务所。
办所初衷
1932年6月，吴益格出生于湖北汉阳蔡甸大集乡的一户平民百姓家。全家的生活主要靠他的父亲务农或外出打工维持。尽管家庭状况“每况愈下”，但父亲仍然希望子女们“要有点学问”，坚持让吴益格读书。但在初中一年级升二年级时，由于家里太穷，实在交不起学费，吴益格只好中途辍学。
年仅16岁的吴益格经人介绍进入汉口天生烟店做学徒。一两年后，老板看他天资聪慧，而且读过中学，就把他安排到账房。管账先生先是让他抄“流水账”，后又教他做“上收下付”的记账。这是吴益格和会计缘分的开始。
天生烟店做的是中式账，但吴益格听说当时的一些大公司采用的都是西式账，为了增长本事，他就上了大信会计学校读夜班，学习“西式”簿记。
大信会计学校由会计前辈吴英豪所创办。吴英豪于1945年仿照潘序伦的“潘氏模式”（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学校、会计期刊三位一体）在武汉创立了第二个“三位一体”的会计师事务所——武汉大信会计所，大信会计学校及《大信会计月刊》。
吴益格在大信会计学校不仅学习了以借贷记账法为核心的西式簿记，而且深受他所崇拜的吴英豪校长的影响，下决心献身会计事业，希望将来能够成为像吴校长那样的人。
1951年，吴益格通过考试进入国营武汉信托公司工作。这是吴益格参加“革命工作”的起点。之后，他先后在武汉市医药公司、武汉市仪表公司工作，专业职务上也获得了不断的晋升。
“我在创办会计师事务所之前，就从会计员到财务股长，到财务科长，后来在武汉仪表集团公司的时候，就到它所属的一个武汉自动化仪表厂担任财务厂长。与此同时，我又在武汉大学兼职讲师，讲授成本会计。”
武汉自动化仪表厂，是一家有着1000多人的工厂。由于当时企业的产品落后，厂里希望引进一些先进技术。1985年春，吴益格和厂党委书记、厂长一起到深圳与外商谈判引进项目。外商参与谈判的有董事长、财务总监、律师，他们对中方的谈判队伍感到很奇怪。
“他说，像这么大的事由你们厂长来，你们怎么没有总会计师、律师？我们将来要进入一些实质性问题的时候，涉及到你们这里一些财务情况，我们都要了解。”
这件事带给吴益格很大的触动。由于一直做会计工作，吴益格很关注改革开放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变化。他注意到了财政部此前已经有恢复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决策。这件事更让他感到，随着改革开放，将来会计师、注册会计师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行业。
于是，吴益格办了退休手续，在征得老伴马敏和大女儿吴卫星的同意后，和两位退休的会计师——密承旭、欧阳桔分别出资1000元，创办了大信会计师事务所。为什么取名叫大信呢？吴益格说，这是为了完成恩师吴英豪的遗愿，因此沿用了恩师原来创办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名字——大信。因此，吴益格创办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也被业界认为是吴英豪所创办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的延续。
创业维艰
万事开头难。大信会计师事务所成立之时，武汉已经有几家官办会计师事务所。“所以我们成立了以后，当时就很显眼，别人不说我们是民办，而是说吴益格办的事务所是私人的。”为此，有人不愿意和他们打交道。所以大信尽管拿到了营业执照，但在成立后一段时间没有业务做。
吴益格经过尝试、碰壁、思考，希望能够从集体企业、乡镇企业找到出路。正当他研究这个思路的时候，他在武汉大学的班上有个学生找上门来。这个学生是武汉市江岸区谌家矶乡的一个负责乡镇企业的政府工作人员。他管辖的一个乡镇企业账目很乱，因此在上面检查的时候总是被批评，而且总出不来报表。“我这个学生就说，吴老师，你给我办个班，让大家拿到会计证，这是一；第二，你能够每个月把报表帮我们出出来，交到区里就行了。我说那行。”
谌家矶乡位于武汉市郊外，和市区还隔着一条湖，路途遥远，官办事务所一般不做那里的业务。但吴益格非常珍惜这个机会。“当时我们到那里去，一般都是五点钟起来，坐公交车到湖边，然后要渡船过去，下了船还要差不多走上10里路。到那里都八点半钟了。”就这样起早贪黑地辛苦了半年时间，终于拿到了事务所开业以来的第一笔收入——6000块钱。
这家乡镇企业到年终的时候，得到了当地政府的表扬，还被授予了一面红旗。他们对大信非常感谢，主动将他们在会计上如何从一个落后单位变成一个先进单位的情况，反映到了上级单位——武汉市供销社。于是，武汉市供销社请大信为他们下属的一直亏本的集体企业荷花洗衣机厂做咨询。
吴益格接受了这个任务。经过一段时期的调查研究，一个诊断报告出炉。“它为什么亏本？我们诊断后发现，原因主要是设备落后。设备落后你就生产不了好的产品，你的成本也高。所以我们根据这个情况，提出了你必须要走引进的道路。这样就把要害问题给他点出来了。他们就按照我们的意见，对内部进行了很多的调整、整顿、改革，后来办成了一个中外合资企业，也扭亏为盈，办得比较好了。”
通过这两个集体企业的示范效应，大信取得了第一桶金，在武汉基本站稳了脚跟。而随着改革开放，陆续有一些香港的老板到武汉来投资。和内地的很多国有企业不同，他们更青睐像大信这样私人办的事务所。“一个香港老板来找我，我问他为什么找我们呢？他就说我们就是要找你们这样私人办的所，这样才有公正性。”这样，大信接到了不少三资企业的业务，终于渡过了艰难的初创期。
挂靠—脱钩
大信的业务刚刚走上正轨，1988年6月，国务院发布的《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规定，企业向工商部门提出公司设立登记的申请前，必须要取得主管部门或审批机关的批准。这条政策在实践中逐步演变为一个约定俗成的程序，叫“挂靠”。事务所的挂靠制度也由此而来。这给吴益格出了一个大大的难题。一个私人办的事务所，到哪里去找挂靠单位呢？
为了找挂靠单位，吴益格费了不少周折。最终他找到了中南财经大学。“因为当时中南财经大学也想办一个会计师事务所，但是他们都是些老师，没有实际经验。我说我们大信都是有实际经验的人，我们双方联合来搞中南财经大学大信会计师事务所。我这里就是武汉分所。”
这样干了一段时期后，由于中南财经大学会计系内意见不一，大信只好与之脱钩，又重新寻找“挂靠”单位。
吴益格先是找到湖北省社科院，没有谈成，后来又找到了湖北省会计学会。“省会计学会觉得吴益格的大信所办得不错，答应接受挂靠。但他们要求，大信要单独经营，经营好就多得，经营不好就少得，反正不承担大信经济上的一些事情。”
这之后的几年，对于大信来说，是一段相对稳定的时光。大信的业务经营得很好，也得到了省财政厅的认同。1993年，《注册会计师法》颁布，规定会计师事务所可以采取有限责任公司制和普通合伙制，合伙制正式在法律上得到了认可。从1998年开始，为消除事务所挂靠体制的弊端，事务所开始脱钩改制。
“经营得蛮好，又要脱钩改制，你看是不是搞得很曲折？”吴益格在接受中国会计视野“会计口述历史”项目组采访时谈起这段经历，仍难掩无奈之情。
在脱钩改制过程中，需要办理包括税务、产权等脱钩证明手续。但在进行产权界定时，大信遇到了麻烦。省国资局提出要把大信的资产中40%作为国有股。大信从3000元起家，从来没有要过国家一分钱投资，吴益格怎么能同意呢？
1999年，中注协在深圳召开了一个改革研讨会，鼓励事务所脱钩改制。在这个会上，吴益格以“无挂靠所具有无限的生命力”为题，做了一个报告，介绍了大信的发展状况。当时的中注协秘书长丁平准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明确指出大信本来就是无挂靠所，要“恢复历史本来面目”。就这样，大信成为湖北省第一家脱钩改制的会计师事务所。
“终于彻底解放了。我这个所由原来的无挂靠，后来要找挂靠，找挂靠以后又要脱钩改制。这段时间真是到处求人，说好话，这些波折也没有动摇我一定要把大信所办好的信念。”
称雄一方
脱钩改制以后，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财政部要批准一些单位取得从事证券业务的许可证。这是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的一个重大机遇。
吴益格深知取得从事证券业务许可证的意义，一直主动向省财政厅汇报，积极争取证券资质。后经中注协支持，大信终于赶在关门前拿到了证券业务资格。这是大信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机。“我们是湖北第四家拿到这个资格的所，赶上了最后一班。”
就像当初拿到营业执照却找不到业务一样，刚拿到证券业务资格的大信，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因为当时做上市公司业务，省里基本上找的是湖北会计师事务所，市里找的是武汉会计师事务所。当时虽然说是脱钩改制了，但是湖北所、武汉所还是打的官办的。大信没有这种后台，拿到证券资格之后差不多一两个月，都找不到上市公司的业务。”
天无绝人之路。一个偶然的机会，吴益格从一个山东的朋友那里得知，山东临沂有一家企业想上市，但是由于临沂到济南的路不好走，来回一趟需要六个小时，山东的会计师事务所都不愿意到那里去执业。吴益格得知信息，喜出望外，连夜带着六个人奔赴山东临沂。
大信依法执业、热诚服务的精神，在山东一炮打响，一口气做了八家IPO客户，家家都圆满上市。在山东的影响大了之后，广西有些公司想上市，也来找大信。吴益格又组织了一个班子打到广西，在广西又连续做了四家IPO业务。
在山东和广西做得小有名气之后，大信杀回湖北。又先后成功承办了湖北宜化、黄石冶钢及葛洲坝等大型企业上市业务。到2003年，大信的规模收入达到了四千万，成为湖北第一大所。
二次创业
随着大信的发展，事务所内部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很多人觉得可以歇口气了，有的人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还有一个不能不正视的问题就是，作为事务所的领头人，到此时（2003年），吴益格已经70多岁了。
“对于事务所的前途，很多人感到迷茫。大家觉得董事长这么大年龄了，还能不能带着我们往前走。”
吴益格深知情势逼人，不进则退。“我也看到，我们虽然成为了湖北第一大所，但是湖北有的所也不愿意落后。特别是全国有一些大所也在不断向前发展。这个形势很逼人，也很催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感到我们不能落后，我们必须继续前进，继续发展。湖北第一大所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首先至少要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大所。所以当时我提出了我们要搞二次创业，要龙头迁京。”
吴益格认为，要想做成全国性的所，就必须到北京。另外，大信当时的客户主要是上市公司，而上市公司的业务风险比较大。当时正好要成立国资委，进行国有企业改制。吴益格希望能够借助这个机会，实现业务多元化，以增强事务所抗风险的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让当时的副主任会计师李炜组织了一个先头部队，到北京做调研。他在北京待了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回来说，我们要到北京，必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我们的牌子问题。因为当时我们是湖北大信会计师事务所，他说要想在北京执业，挂着个湖北，就做不到业务。第二，必须要有一个班子在那里定下来，不能今天派一批明天派一批，搞完了又回来。”
吴益格制定了一个大信五年发展纲要，并召集大信业务骨干，在武汉市南湖边举行“二次创业，龙头迁京”研讨会，动员大信人实行二次创业大进军。研讨会后，吴益格立即组织以吴卫星总经理为首，包括陆军等领导骨干为核心的先头部队迅速奔赴北京，开展前期业务工作，并且强调先头部队进京，“只许进不许退”。
吴益格把大信当时的积累通通投到了北京，在北京买下了办公用房及进京骨干住房，为大信扎根北京打下了坚实基础。
这时候正好赶上国资委成立，原来隶属各个部的国企要集中到国资委管理，需要清产核资。这给刚刚在北京落脚的大信带来了机会。
因为之前做过上市公司的业务，清产核资这样的业务相对来说简单多了。所以大信刚到北京不久，就接到了好几家央企清产核资的业务。
“我们做的最早的一家是保利集团。后来又做了华电、电子产业集团等央企的业务。两三年的时间，我们就做了十几家央企的业务，在北京的执业队伍达到了三百多人，而且还被国资委选为央企决算协审单位。到了2007年，大信所的员工达到七八百人，收入接近两个亿。二次创业达到预定目标，取得圆满成功。”
走向全国
尽管在北京站稳了脚跟，但2007年之前，大信还不算是一个全国性的事务所。“当时为什么说我们还不是全国性的大所呢？从规模来说，我们当时还只有两个亿。从机构覆盖面来说，更没有覆盖到全国。这样我们就制定了第二个五年发展纲要，目标就是要通过七八年的努力，真正把大信由一个地方所发展成为行业具有引领地位的全国性的大所。”
吴益格提出“实施八大举措，打造三大能力”。八大举措中，一是要千方百计地挖掘内部潜力。“内部潜力怎么挖？比如像山东，原来只是一个审计部，忙的时间大家就到山东去，忙过了就回来了。为了在那里把大信所做强做大，我们要求山东审计部必须在山东定下来。并以审计部为基础，组织成立山东分所，后来又发展成山东地区业务总部，两年时间业务收入由不足1000万，发展到近2000万。”山东审计部的成功做法立即受到其他业务部门学习、效仿，比如上海、深圳，都照着山东这个路子走，发展也很快。
另一个重要举措，是推进外延扩张。大信先是在自己的老根据地湖北搞了五家联营所，到北京后，大信又采取联合、合并形式，在全国其他省市发展了一批分所。
在合并过程中，由于双方各有所求，因此难免出现矛盾。“我们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联合壮大规模，做大做强。被合并方的目的，是希望借助大信品牌优势求得新的发展。但有的被合并方有所顾虑，怕合并后，万一搞不好，就没有退路。”
对此，吴益格总结的经验是，联合合并要实行“一留、二帮、三统。”“一留”，是在合并协议的时候，可以给被合并所留一个两到三年的过渡期，过渡期以后觉得不好，可以走。“二帮”，就是要帮这些合并的所培训人才，帮助他们发展客户。“三统”，就是合并后要强调技术标准、质量管理及财务的统一。
从2007年到2015年，大信基本上形成了以北京为龙头，武汉、山东、上海、深圳几个业务总部为支柱，在全国有二十四五家分所的架构，基本上覆盖了全国。从收入方面，大信2007年就过了5个亿，2012年跨过了10个亿，2015年就跨过了15个亿。
在做强做大的过程中，吴益格特别强调质量管理。“从2015年起，我就提出来，我们要真正地加强质量管理，哪怕丢一些业务，也必须真正地把质量摆在第一位。通过这两年的质量管理年活动，大信的经营管理更上一层楼。现在可以说，大信是一家全国性的具引领地位的大所了。”
在大信走向全国的过程中，吴益格一直觉得应该把大信品牌推向国际。最初的时候，他想在香港搭建一个桥头堡。2010年，大信合并了香港的梁学濓会计师事务所，使它成为大信在香港的分支机构。
在吴益格起草的大信第三个五年发展规划中，吴益格谈到大信的国际化思路。“就是以香港梁学濓所为基础，在香港申请一个大信国际会计有限公司，以中国的大信作为核心，联合香港梁学濓，然后争取先在美国、新加坡、伦敦这几个地方采取自己设立，或者收购、合并的方式，设立几个国际所，然后以‘大信国际’申请国际网络排名，推动大信在世界各地发展成员所。”
大信从一个三个人的合伙所发展到今天，其中经历了不少艰辛和波折。吴益格不会忘记恩师吴英豪当年的教诲。“我的老师当时讲到从事注会行业时说，我办事务所为什么叫‘大信’会计事务所？就是我们的执业要公正、要讲质量、要让大家都相信。遵循教诲，继续前行，我向大信人强调，做事先做人，要做到执业让人相信，就必须要诚实待人。”所以，吴益格给“大信通讯”创刊题了八个字：“诚实做人，诚信执业”，这是吴益格对大信人的期盼、叮嘱。现在这八个字已成为全体大信人的座右铭。
注会行业老前辈丁平准在他的《风雨兼程：中国注册会计师之路·人物卷》中这样评价吴益格创办的大信：从合伙所—挂靠所—国有所—脱钩改制，到最后还其本来面目——合伙所，从某种意义上说，大信的发展史、折腾史，就是新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的历史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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