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充满激情与焦虑的年代，几乎所有人都在疯狂地追求事业的攀升速度，极力地想拓宽自己眼界的广度。但是，在肖桐青看来，工作的真谛却是追求深度——将细节做到极致。
年少时曾痴迷于绘画的肖桐青似乎一直将自己的财务事业当成一件艺术品来精雕细琢。不管是在基层岗位从事具体的会计核算工作，还是在华东电力集团公司担任财务处长和副总会计师从事财务管理工作，或是在华东电力集团财务公司担任总经理工作，他都十分注重细节，并且善于从中发现问题。而正是在这种对工作细节不断的打磨中，肖桐青将自己塑造成了财务领域的一位“匠人”。
一波三折求学路
虽然和财务打了一辈子的交道，但是在肖桐青看来，自己最初接触财务却更像是巧合。
初中时的肖桐青对于美术有着不同寻常的热爱。不俗的绘画天赋，加上经年的苦练，他的画作成为当地报纸的常客。
初中毕业，肖桐青报考了武汉艺术师范学院，专业考试、笔试全都顺利通过，但在最后的面试环节却出了问题。
考官问肖桐青，“反右斗争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年少的他觉得自己人哪有什么敌我矛盾。他的美术梦就此被打断。
考试失利的肖桐青只能回到家乡的高中。好在学习成绩还算优秀，1961年，肖桐青顺利地考入了湖南电力学院的河川枢纽及水电站专业。
回想起自己为何报考湖南电力学院，肖桐青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高中政治课上的一句口号——“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上全国电气化”。
但是，在当时财务会计干部下放转业、大专院校财会系停办、财务会计工作混乱的形势下，水利电力部财务司决定将湖南电院部分工科一年级学生转学财务，作为培养财会人员的应急措施。肖桐青的学业不得不面临再一次转折。
就这样，在经历数次巧合后，肖桐青第一次接触到了财务，并且在此后的一生中与它结下了不解之缘。
深入劳动第一线
1964年，作为湖南电力学院第一届财务管理专业的学生，肖桐青和他的大学同学们受到了全国各地电力部门的青睐。他和其它七位同学一起被分配到了地处上海的华东电业管理局（下文简称“华东电管局”）。
按照当时中央的规定，大学生参加工作后需要先到基层劳动一年。于是，肖桐青被安排到杨树浦电厂修配分厂的泥瓦班从事保温工作。
从“泥瓦班”这个名称就可以知道，这不是个清闲的地方。事实也的确是这样，肖桐青每天的工作就是去锅炉车间劳动。在锅炉车间里高达四五十度的高温里，肖桐青需要把做好的石棉瓦一块块烘干。所以，不管春夏秋冬，肖桐青经常都是在大汗淋漓中度过的。即便是冬天在室外拌混凝土，穿的棉衣都被汗水湿透了。
紧接着是“四清”。不过，这次的工作多少和财务还有点关系——肖桐青被安排到四清工作队中去南市电厂、修建工程队从事查账工作。
1966年，肖桐青终于得以回到华东电管局等待分配工作。
在那个“出身”几乎决定一切的年代里，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肖桐青只能到工作最为艰苦的分管农村业务的上海电力排灌公司报到。
工作虽然辛苦，但肖桐青任劳任怨。在被抽调到该公司的“四清”工作队工作时，周末没有人愿意加班，肖桐青就自告奋勇顶上来；晚上没有人愿意在单位值班，肖桐青就自己一个人坚守在深夜值班的岗位上。
付出终会有回报。
1969年，原华东电管局财务部门的骨干力量几乎全部被下放到“五七干校”，二十几人的财务部门最后仅剩四个人。电力属于要害部门，工作不能怠慢，所以组织急需抽调干部补充到财务部门来。后来，经华东电管局提议，军代表同意，肖桐青调入华东电管局，成为了当时财务部门的第五位员工。
原来二十几人的工作量摊到五个人身上，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其中，最让人头疼的就是每月的报表汇总。因为汇总表很长，他们戏称为“哈达表”。当时华东电管局下属单位有38家，每个下属单位的报表都需要纯手工汇总，而且不能有丝毫差错。没有任何信息化工具的肖桐青就利用最原始的方法——拿尺子比对，逐个核对、抄写、汇总。
慢工才能出细活，正常的工作时间远远不够。每到周末，在华东电管局的财务处里总能看到一手带着孩子（爱人是星期天上班），一手拿尺子，仔细盯着报表进行核对、抄写、计算的肖桐青。
文革中期，虽然电力生产正常，但是一些地方却存在电费回收欠费的问题，这直接影响了电力安全生产和国家财政收入。1971年，华东电管局安排肖桐青一行四人深入安徽、江苏、浙江、上海等地农村调查欠费情况。
盛夏，南方正是酷热难耐的季节。当肖桐青一行人来到电费回收欠费比较严重的安徽巢湖调查时，又赶上农忙季节，只有在早上六点之前，夜里十点之后才能见到公社书记一面。于是，肖桐青一行人只能挤在一辆小罗马吉普车里，起早贪黑地颠簸在农村的土路上，历尽千辛万苦寻找各公社书记来协助催收电费。当时，调查组一位东北电管局的女同志甚至因为天气酷热和旅途劳累，导致全身浮肿一病不起。
从1971年7月中旬到9月初，肖桐青头戴一顶草帽，脚穿一双塑料鞋奔波了许多地方。肖桐青还给这身装备起了个名字，叫“水陆两用坦克”。当9月1号傍晚，肖桐青回到久违的家中时，女儿已经不认识眼前这个晒得又黑又瘦的爸爸了。
后来，联合调查的基础上，财政部、电力部将有关农村电费回收欠费的情况报告给了国家有关部门，从1972年开始，全国的电费回收工作就全部好转了。
小小的出库单查出了大问题
上世纪70年代，华东电管局下属发电厂所利用的石油大部分来自胜利油田。石油从胜利油田开采出来之后，先用油罐车运到山东黄岛输入油库，然后再由油轮转运到上海。
负责成本核算的肖桐青在检查石油的出库单和进库单时，却发现两者的数据有偏差，总也对不上。
经仔细排查进出库的每一个环节，肖桐青发现，问题就出现在石油的两个运输环节上。
首先一个环节就是从胜利油田到黄岛这一段。主要问题出在油罐车的“底油”上。
所谓“底油”是指每一辆油罐车在向仓库卸“完”油后，由于技术与设备原因，并没有完全卸干净，而残留在油罐里面的油。
按照当时的换算标准，一辆装载50吨石油的油罐车要扣除20公斤的“底油”。但是肖桐青发现，实际的“底油”远远不止这个数量。为了验证自己的看法，他找到一辆刚刚向仓库卸完油的油罐车，将一个用绳子系着的铁锥子放到油罐车底部，测量“底油”的高度，然后再利用公式算出“底油”的量。测量结果令人咋舌，一辆油罐车的底油有五六百公斤之多！
马上，肖桐青和上海市地方燃料公司以及青岛港务局，联合编写了一篇调查报告呈交到国务院。后来，经国务院核实，每辆车扣除20公斤“底油”的做法不符合实际。
第二个问题的环节是从黄岛到上海这一段。当时，黄岛的油需要用万吨油轮运到上海。卸完油之后，为了保证航行安全，必须装上压舱水才能返航。但是在黄岛重新装油时，压舱水往往卸不干净。所以当油轮在上海靠岸时，这些残留的压舱水就会被当做石油留在船仓库中。另外，长时间油水分离后，黄岛油库底部也有很多水。到底有多少水被当做油卖到了上海？
发现这个疑点后，肖桐青请技术人员设计出了测量仪器图纸。并且，在当时南市发电厂总工程师的帮助下，将这个仪器设计图纸制作成了实用的仪表，并成立专门测量小组，对每次到上海的油轮进行测量，做好数据记录。
经过上述两个环节的查漏补缺，华东电管局从胜利油田拿到400多万元的赔偿，肖桐青也连续两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值得一提的是，肖桐青主导设计出来的这个仪器还被应用到了发电厂的安全检测上。有一次，江苏省谏壁发电厂油库库存告急，上级决定将油轮开到发电厂，直接向锅炉供油。正是因为肖桐青设计出来的这个仪器检测到船舱底有大量残留的压舱水，所以，发电产紧急调整了供油方案，从而避免了一起重大安全事故。
改革开放初期朦胧起步
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整个中国大地。当时，国家实行简政放权，而在此之前，企业连购买一只闹钟、一辆自行车都需要由基层上报到局，再由局上报到市政府“社会控制集团购买力办公室”去报批，企业自主确定工资、奖金标准就更无从谈起了。
实行简政放权以后，企业的经济活力有所改善，但激励机制却稍显不够。因此，国家又进一步实行了利润承包制，但即便如此，企业得到的好处仍然不明显、不到位。在这种情况下，1984年，国家又实行了“基数利润承包，增长利润分成”的办法。华东电管局组织三省一市的电力局财务部门测算了该项政策对利润的影响，并确定了基数利润的计提方案。在获得电力部同意后，历经9次会议后，华东电管局才把基数利润分解到华东三省一市的电力局。
新的问题又出现了，那就是企业虽然享受到了增长利润分成，但职工并没有得到多少实惠。后来，企业提出了“工资奖励与售电量挂钩”的建议。实行两年后，又改为“工资奖励与利润、售电量双挂钩”。这样一来，国家、企业、个人三者都获得了利益，企业的发展步伐也有所加快。
由于工作尽职尽责，业绩突出，1984年，肖桐青被提升为华东电管局财务处处长。
为了调动厂内职工的积极性，让更多的职工享受改革开放的红利，华东电管局建立了许多附属企业来解决职工子女的就业问题。比如，当时的新安江电厂地处郊区，教育水平落后，能够考上大学的职工子女寥寥无几。为了解决职工的后顾之忧，新安江电厂建立了一家附属企业专门制造发电机的配套线棒零件，缓解职工子女的就业压力。
抓住经济杠杆走好电价改革之路
肖桐青在华东电管局财务处长任内推动的另一件大事是“煤电联动，减轻电力企业成本负担”。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的火力发电厂燃料由“油”改“煤”。供应紧缺，煤炭开始涨价。燃料成本占到售电成本的70%，因此，煤炭涨价严重影响了电力企业的售电成本，也影响了电力企业的收入与利润。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肖桐青和电力同行不断向国家计委呼吁，实行煤电联动。最后，国家计委也同意了该项建议，在全国试行煤电联动。
调整电价涉及千家万户，因此，每年从年初开始，肖桐青等人就要准备资料、调查研究、进行测算。当时，华东各省市电厂所用的煤来自全国56个煤矿，最远到黑龙江七台河、陕西铜川、山西大同等地。肖桐青要摸清各煤种的出库清单、各地发运煤炭数量、上年煤炭价格、当年煤炭价格，以及上年发运煤炭数量、当年的计划数量等一系列指标。此外，还要搜集各铁路、港口、海运的价格资料，分省测算涨价的幅度，并提出相关方案。七、八月份，涨价方案完成以后，还要经过华东各省内部协商，统一意见后报到国家计委价格司。
因为上调电价对地方财政收入影响大，所以电力部门与地方物价局矛盾很大。当时，华东各省市为了形成统一的涨价意见，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第一次涨价会议在江苏昆山召开时，持续了有一个星期左右。
肖桐青回忆道，“试行煤价联动后，电价从1984年的每度电7分7厘，涨到了1995年的每度电2角5分，但煤价涨了多少呢？煤价从每吨45元提高到每吨250元。煤价比电价涨得要快，如果电价不调整，会严重影响电力企业的发展与职工的积极性。”
接受财务税收大检查督促企业行为规范化
从1985年开始到1995年，我们国家进行了长达十年的财务税收大检查。这次大检查是一项综合性检查，除了税收、财务之外，还有工商、价格、外汇、外贸等事项检查。从检查组织上看，除了中央派出的综合检查组外，还有企业自查、上级部门组织的对口检查等等。
这十年间，每年的4月到10月几乎成了肖桐青最忙的时候。他不仅要写出企业的自查报告，还要为上面各级检查准备资料。这就要求肖桐青要对国家各项政策、制度都要熟悉。当时电脑、复印机还没有普及，为了记住这些法规条文，肖桐青只能采用最原始的方法——将重要的法规制度抄写在笔记本上，再抽出各种碎片时间来阅读，熟悉。
“十年大检查，可以斗胆地说，电力企业没出大问题。”肖桐青斩钉截铁地说，“政出多门，一些小问题还是有的，但是瑕不掩瑜。”
世界银行项目带来的震撼
在华东电管局财务处长任内，肖桐青经历的另一件大事是浙江安吉天荒坪抽水蓄能电站项目。
“晚上是用电的低谷，电有富余；白天是用电的高峰，电有缺口。抽水蓄能电站就是晚上通过水轮机用电把水抽到山顶上，等白天用电高峰的时候，再把山上的水放下去发电，平缓电力波动。”肖桐青解释说，“抽水蓄能电站能够用4度‘晚上的电’换3度‘白天的电’，那也合算。我们就想利用世界银行的贷款来建设这个项目。”
虽然是一个利国利民的大工程，但是项目要想获得世界银行贷款却并非易事。世界银行的预评估非常严谨，需要华东电管局提供至少三年的历史财务资料。时间紧，任务重，肖桐青带领财务处的同事们加班加点准备资料。但即便全员上阵，这项工作也持续了一个星期的时间。
最后，在各方面的努力下，世界银行贷款顺利到位。但是，当时有两件事却对肖桐青产生了极大的震撼。
第一件事是，当肖桐青带着全体财务人员加班加点忙了一个星期的资料和世界银行的人进行对接时，对方用电脑两个小时就完成了全部项目前期评估工作。这让肖桐青深深地感受到了会计信息化的巨大能量。
第二件事是，世界银行的工作人员在看过电管局的财务报表之后，对肖桐青说了这样一番话。“你们中国的企业真的很奇怪，资金平衡表里，负债这边的银行借款数字很大，而在资产这边，银行存款也非常大。你们怎么不想办法把自己的钱借给自己呢？国际上的大公司，比如美国的GE等等，全都有自己的资本服务公司啊！”
这两件事让肖桐青记住了两个词：一个是“信息化”，另外一个就是“财务公司”。而这两个词也成为肖桐青着力想实现的目标。不久，机会来了。
艰辛的财务公司建设之路
最先突破的是信息化。上世纪90年代初，以《远光通用会计核算系统》为代表的核算系统开始在我国的电力行业得到广泛应用。华东电管局是第一批开展信息化工作的单位。肖桐青通过组织培训、安排竞赛等一系列形式，努力使员工熟悉信息化工作流程，提高工作效率。因此，华东电管局的财务信息化工作在当时一直在全国电力系统名列前茅。
如果说信息化工作更多地依靠的是技术发展的话，那财务公司的建立则完全依靠的是政策破冰了。幸运的是，当政策撕开口子的那一刻，肖桐青正好出现在了合适的位置上。
1993年，肖桐青升任华东电管局的副总会计师。而就在不久之前的1992年11月，国家体改委、计委、经贸委和人民银行联合出台了《国家试点企业集团建立财务公司的实施办法》，56家试点大企业集团开始申请设立财务公司。
为了获得批文，肖桐青可谓“跑断了腿，磨破了嘴”。有时候为了向主管领导当面汇报工作，肖桐青不得不跟着这位领导的足迹从上海到北京，再从北京到西安，辗转各地，紧跟他们，盼望早日批复，有位领导开玩笑说：“你可以买张飞机月票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1996年，华东电管局终于成立了自己的财务公司。
成立财务公司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据肖桐青回忆，第一个半年的利润就有3900多万元。多年之后，肖桐青准备退休时，华东电管局的领导还找到他说，“财务公司现在每年的净利润有两个多亿，而且财务公司有两个特点，没有坏账、人均利润最高”。有位退休的华东电管局的一把手说：“在职期间，最为满意的两件事，一是成立财务公司，二是劳动人事改革。”
肖桐青不仅为华东电管局财务公司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他还亲自上阵，为财务公司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财务制度。
肖桐青认为，在财务公司建立一套完整的财务制度是十分必要的。对于这套财务制度，财务部门要熟悉，企业其它相关部门同样需要了解，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把制度落到实处。“财务制度，比如核算、成本、审核、资金、信息化、基建、专项资金、考核、信贷、结算、报销、财务档案、电价、岗位责任等，各部门应该像铁路警察一样，各管一段，各行其职，这样才能让企业的经济按规范、按程序、按流程运行，也只有这样才能把国家、上级单位的法规落到实处。”肖桐青说道，“此外，内部还要定期检查监督，把尚处于萌芽状态的问题暴露出来，并及时更正，及时解决。”
肖桐青认为，财务部门要安排财务人员积极参加培训，接受新的观念和知识，全面地理解国家、上级单位，以及本企业的新制度。在岗人员一年考核一次是必要的，这样可以巩固对原制度的认识，并且了解新制度的内容。此外，财务部门还要实行岗位轮换，人员交流，这样可以相互理解，让业务更流畅。
以身作则担当承上启下重任
2000年，肖桐青从华东电力集团财务公司总经理的职位上退休。但他直到现在还一直担任着华东电力会计学会的会长职务。从1989年华东电力会计学会建立之时算起，肖会长在任近30年了。在这近30年的时间里，他的角色也从最开始的领路人，变成了承上启下的“桥梁”。
在主持华东电力会计学会期间，肖桐青一直在不间断地举办会计从业人员培训班25期，培训人员4200人次，出版《华东电力财务与审计》刊物86期，为财会人员建立一个理论知识交流平台，每年还进行优秀论文和优秀课题评审，为职称评定、新知识交流创造了条件。学会还组织知识演讲、卡拉OK、乒乓、羽毛球、书画、游泳、登山、竞走、制度法规竞赛，活跃财会、审计人员生活，增进友谊。
培训的内容除了最前沿的财务知识外，对于职业道德的培训也是重中之重，
“我刚参加工作时，局里的领导，从处长到局长，再到一些离休的老干部，都给我做了很好的榜样——做事一定要公私分明。”
还记得刚刚改革开放那会，肖桐青和老处长一起去扬州开会。会议结束后，扬州供电局给大家送了四瓶酱菜。老处长就对肖桐青说，“我拿了四瓶我付钱，一共十块，你们的也一定要全部付钱。”
肖桐青担任财务处长十一年，前五年没有副手，任财务公司总经理五年也没有副手，担任副总会计师八年，担任会计学会会长二十七年。改革开放初期，新旧交融，各方利益博弈，问题棘手可见一斑，但不管是在什么职位上遇到疑难杂症，肖桐青都坚持洁身自好，从没有拿过不属于自己的钱。
如今，肖桐青也正在将这种信念传递下去——几乎每次华东电力会计学会培训，肖桐青都会安排有名望的前辈为基层财务人员讲解职业道德。
抚今追昔，肖桐青说，“我们财务人还是要做具体的事情，做‘细’、做实、做到位，而不是‘浮’在面上。只有这样，你才能经历更多的细节，获得更多的经验，才能在以后遇到困难时知道该怎么处理，怎么做。”
也许，肖桐青的人生观可以拿下面这句话来总结“堂堂正正做人，老老实实干事，于细微处将财务做到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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