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简称“国管局”，是国务院管理中央国家机关事务工作的直属机构，成立于1950年12月。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这是个神秘的地方。其中的“财务管理司”，恐怕很多会计专业人士，也未必清楚这个部门是干什么的。
2015年10月末，中国会计视野网“会计口述历史”项目组拜访了曾经担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财务管理司司长，先后主持该司长达十年之久的张同辉先生。从他的叙述中，我们不仅仅了解了国管局的前世今生，也领略了一个老革命家出生入死的人生经历。
抗属中学的“红小鬼”
1926年，张同辉出生在河北省安国县南娄底村。1936年才上小学。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军队为了巩固铁路沿线，很快占领了位于冀中平原的安国县城。张同辉的小学也是上上停停，停停上上。
“我上学没多长时间。小学比较长一点，不到四年。后来上高小，也在我们村。1941年麦收过后，冀中军区就到我们村招生，我高小没有毕业就上了抗属中学。”
抗属中学由八路军冀中军区成立，军区政委程子华同志兼任抗属中学的校长。成立抗属中学，是为了培养根据地和八路军的后备干部。全校招收学生700余人，均为根据地抗日干部军烈属的子弟。张同辉和村上的其他3位小伙伴一同被录取入学，那时他还不满15岁。
“在抗中也没上多少课，三天两头跟着部队行军。白天住下，一到傍晚就开始行军，一走就是六七十里、七八十里，住下以后第二天九点钟以后才上课。上课都在野外，学习军事、语文、算术、俄语、唱歌等等。”
入学不久，正赶上1941年日军秋季大扫荡，抗属中学的学生们跟着军区部队转移。张同辉还记得，有一次三天两夜饿着肚子，连续行军300余里。但在部队的保护下，没有一个学生掉队和伤亡。1942年5月，侵华日军又对冀中根据地发动了更大规模的“五一”大扫荡。
“集中了五万多兵力，到处建碉堡、挖封锁沟，妄图把我军一举消灭，哪知我军早有准备，早已转移到外围去了。但这时学校已无法上课，就让学生们暂时回家，等候通知。”
张同辉多年后在《回忆反“扫荡”中的抗属中学》一文中，深情回忆这段战火中的岁月：“学校虽然停办了，但经历一年的学习、训练和战火的考验，我提高了政治觉悟，锻炼了革命意志，培育了军事素养，学习了文化知识，收益极大。可以说抗属中学的经历，是我革命历程的开始，是我走进革命的预科班。两年后，我正式参加了革命工作，走上了人生的革命征途。”
2015年10月28日，张老在北京家中接受中国会计视野网“会计口述历史”项目专访
解放战争时期的“银行总会计”
1944年，日军开始撤退。张同辉再次离家，报名参加了冀中行署经济训练班。受训三个月后，由冀中银行分配到八分区支行，被派到白洋淀，跟着工商局打击伪钞。几个月后，他又被调回冀中分行胜芳支行，被安排去当会计。
“这是我第一次做会计。不懂就自己摸索。那时我还算文化程度高的，名义上还上过中学。后来敌人占了胜芳，我们撤到新镇、鄚州。在支行工作不到两年，又把我调到冀中分行前方办事处。”
“1948年，在前方办事处基础上成立华北第一出入口分行，我又被调到那里担任总会计。”出入口分行主要对京津敌占区做货币斗争。随着京津相继解放，出入口分行随部队入城。
“我那时是总会计，负责做留守、收尾工作。1949年4月，我和一位副行长向人民银行汇报工作，才进了北京。我被留在总行，仍做总会工作，做资金调拨，每天了解上海、天津的黄金出入情况，几个大城市的物价、货币信息，并向总行行长汇报。”
抗美援朝时期的“军需科长”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四野南下以后，在东北只留了一个军，什么都缺。应东北局李富春同志之邀，中央各部往东北抽调了1000多名干部。10月下旬，人民银行抽调95个人，在东北组成临时领导班子，我是管组织的。原想成立随军银行，因条件不允许，只能在沈阳就地分配到空军、后勤部、被服厂等。”
张同辉被分配到东北财政部新成立的军费军需管理局，担任军费科长。“负责二线兵团，包括回国伤兵。另外还有朝鲜驻沈阳公使馆，他们的经费也是我们供的。”后来，由于东北不能负担整个抗美援朝的军队，所以军费又交给了中央财政部国防司管。
在东北两年多，直到1952年底，张同辉才回到北京，调到中央财政部。
国管局的“财务总管”
回京后，张同辉担任财政部经济建设财务司重工业处科长，分管煤、电、油、能源等行业。
1954年，张同辉得了肺病，经常住院。1959年病愈后，因不能出差外地，他被分配到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中央行政经费管理处工作。
中央行政经费管理处原隶属于财政部。“建国初期还是实行供给制，各单位都拿着单据向财政部报销，比较繁杂。国务院为了加强中央财政部对全国财政工作的管理，因此将中央级行政经费划归国管局管理。”1954年1月1日，“财政部将中央行政经费管理处近50人，包括一位副司长，一并划给国管局。”
据张同辉回忆，中央行政经费管理处的管理范围比较大，包括党中央国务院、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宗教团体等，还包括国务院各部门、全国人大、政协、高法、高检、六个大区中央局。
张同辉在中央行政经费管理处从科长做到处长。由于工作涉及到很多实权部门，难度可想而知。“好多事，实际上不是财务的事也都让我们管，比如外国送给国家领导人的礼品，再如汽车定编、采购、配备，办公家具配备标准，社会集团购买力审批，出国服装的管理等。我们管理所有各部门的领导配车，包括国家领导人配车，谁配车，配什么车。等于是一个大管家。”
文革开始后，中央级行政经费管理处的工作遭到严重破坏，大批财会人员下放、调出，机关内只剩下极少人员，只管发工资，其他一切工作都停止了。张同辉也被夺权，“靠边站”，到车库劳动。1969年5月，他被下放到人民银行在河南淮滨的干校。“在那里主要就是劳动了。还参加县里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
1973年，张同辉回到国管局中央行政经费管理处。处里人手极少，首先得招人。
“只要有高中文化，愿意做会计工作就调过来。能调回来的设法调回，不能调回就设法从撤销单位找人，从早些恢复的财经院校要人。1980年，班子基本能适应工作了。”
改革开放之初，百废待兴，各部委也和国管局一样亟需补充财会人员，而且配备的财会人员大多是生手，做起来很吃力。不少单位领导就要求国管局帮助派人。“因为我们的基础工作在各单位，需要设法予以解决。我想到一个办法，就是办培训班。”
80年代初，中央国家机关会计培训班第一期结业纪念
考虑到各单位财会人员的情况，张同辉先是组织不脱产短训班，后又开辟了大课堂，请来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的老师。再后来，又在中国人民大学办脱产大专班，30岁以下，具有高中文化程度即可入学深造，学期两年。
1983年，中央行政经费管理处改为财务管理司，张同辉出任司长，仍主管国务院行政财务会计工作。但其实从1976年开始，张同辉就一直在主管这个工作，而且在很长时间里就他一个人，1980年才有了一个副手。
从1944年参加革命开始做财会工作，一直到1986年离休，42年中，除了文革中被下放的三年，张同辉一直没有离开财会工作。而且，从科长到处长到司长，他一直在财会战线工作，一直和钱打交道。他除了严格要求自己，也严格要求下属。
“做财务工作的，强调站在河边不能湿鞋。我们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比如到各部去不能吃饭、不能接收各单位送的东西，甚至电影票都不能要。本单位交给信托公司处理的物品，不能去买。不管是谁，要想做违背制度的事情，我是坚决抵制的。”
谈起自己这么多年的工作，张同辉很谦虚地说，“我没有上过多少学校，也没有什么会计理论知识。我也是跟着别人学，然后听大家的意见。我就是个打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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