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七岁高龄的陈安怀先生视力已大不如前。即使我们就站在半米开外，他依然只能看见一个轮廓。两个多小时的采访中，他半眯着眼睛，只在需要查对资料的时候才打开手电筒，将鼻尖贴在纸上，一行一行艰难地辨认着。
老人身形瘦削，头发和眉毛皆白，但思路清晰，能清楚地记起七十多年前在重庆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的往事。
联想到他在七十多岁时仍能从零开始学习计算机，并写出《会计电算化基础》，不得不说陈安怀的确有老骥伏枥之志，烈士暮年之心，而这一切都来自于他内心里对会计专业那份心无旁骛的热爱。
与立信的不解之缘
1919年11月6日，陈安怀出生于四川泸县一户小地主家庭。在接触到会计之前，他先后担任过泸县民众教育馆教导主任、福集中心小学第一任校长等职务。
1941年，对行政领导工作深感无趣的陈安怀，考取了从上海西迁至重庆的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并从此与会计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时的重庆立信大师云集，“会计泰斗”潘序伦先生任校长，住校教授中如林和成、李鸿寿、钱素君等也颇具盛名。
“潘序伦校长非常勤奋，他主持立信全局（学校、事务所、图书用品社），各方面工作都很成功。而马寅初则是刚刚结束软禁，潘校长顶住压力把他请来讲授‘经济学与哲学’。他最受学生崇拜，每次上课，窗户外面挤满了外校的学生。‘工厂管理’课的李鸿寿老师十分注重学习与实践的结合，会带着我们去附近的天府煤矿坐火车，参观车间，了解许多工厂的实际经营；‘会计学’课的钱素君老师则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学术素质，备课非常认真。”名师的教诲，在七十五年后依然清晰如昨。
重庆立信注重实务。陈安怀回忆，学校非常注重实用型人才的培养，一切教学都以就业为导向。当时，珠算是会计必备的技能之一，立信要求所有新生在每天下午练习算盘一小时。此外，为了让学生毕业后能够适应外国企业的工作，立信还开设英文簿记课，要求用英文来记账、编表。
从立信毕业后的三年时间里，陈安怀先是参加交通部公路总局的招工考试，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并分配在贵州毕节川滇东路工务局会计科。不到半年，因人多事少，他辞职回到家乡，在四川泸县政府会计室和地方法院会计室任主办会计。只不过，这些清闲、缺乏挑战的工作都没能让内心充满热情的年轻人安定下来。
抗战胜利后，经重庆立信负责人王逢辛同意，陈安怀回到母校担任教务主任，“当时，重庆立信的专科部已经停止招生，补习学校部分则设有全天上课的一年期速成班两个班级、单科补习班三个班级。”期间，他还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任计核组组长，并于一年后顺利取得注册会计师资格。
一人身兼两职，工作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当时校长的主要精力是在事务所，学校的大部分工作都交由我这个教务主任来做。”陈安怀回忆道，“聘请老师、了解教学效果、管理学生……每样工作都要由我来做，再加上事务所那边的工作，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
难忘的东北岁月
战后重建，东北重工业基地急缺技术及管理人员。1950年，东北人民政府重工业部到重庆招才纳贤。考虑到世代变革，陈安怀婉拒了重庆立信校长的位子，坐上了开往东北的列车。
当年3月份，陈安怀被分配到锦西化工厂任会计师。
当时东北实行的会计制度基本上照搬苏联，“苏联的会计也是学习西方的”，这对于一直学习西方会计的陈安怀来说接受起来还算容易。
“记得当时让我们去沈阳集中，编制1951年的计划，我负责成本计划部分。可是，手里没有历史资料。苏联专家一会让这样编，一会又让那样编，总是改来改去，所以光编制计划就搞了半年多。”陈安怀回忆道，“当时的锦西化工厂规模很大，光职工就有三千多人，再加上绵延数公里的厂房、无数的机器设备，所以，会计工作量非常大。当时的会计都是全手工操作，根据上级制定的会计制度，计算繁琐，会计科深感人手不足。以后，从内地和当地招了一些青年，经过培训后安排到会计科和各个车间。人手充裕后，工厂逐步开展车间和班组经济核算，对提高企业管理水平，降低成本，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52年，工作业绩出众的陈安怀出任会计科科长。1955年底，他被临时借调到化工部干校，从事教育工作，工资仍由锦西化工厂支付。1956年东北工资改革后，他的职称变成“主任经济工程师”，“把会计人员看成是一个技术人员，苏联是这样的”。
1957年，陈安怀正式调任化工部财务司，“行政15级，月工资124元。此后，直到1982年，才上调至14级（副厅局级），月工资约180元”，在采访结束后的稿件修订中，老人特别增补了这一段。
在化工部深耕会计教育
当年，化工部拟举办财务人员训练班，亟需师资。陈安怀曾经在重庆立信做过教务主任，而且有丰富的实务经验，所以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
就这样，在以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化工系统的干校开办到哪里，陈安怀的脚步就跟随到哪里，足迹几乎遍布全国。“干部学校不像正规学校，而是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开班。有班的时候就调过去上课，没有课就到化工部财务司、山东新华制药厂、湖南湘东化工机厂等地工作。”
在那一段时间里，化工部整合系统内的公司资源，将许多小公司、小工厂合并为大公司。“1978年，时任财务司司长付倍英认为，由部干校集中培训还不如各大企业就地培训，既方便学员，又节省费用。”为此，化工部干校举办了一期“师资班”，为大企业培养师资。
这样一来，陈安怀的角色就变成了“老师的老师”。角色的转变，意味着教学方法的转变。经过调查，他了解到，各大企业内部总有一些学识渊博、实务经验丰富、表达能力强的会计人才，他们缺乏的只是教学方法和教学经验。
陈安怀决定仍旧采用一般工业会计的教材，“结合化工企业实际，有重点地进行示范教学。”遇到课程的重点难点，不仅要让这些学生们自己学通，还会让这些未来的“老师”们亲自站上讲台，体验授课的感觉。最后的结业考试也是让学生们试讲，据此评分。“这样使得每个学生都具备了实际的教学经历，还能吸收同学的经验与教训。”
湖南财经学院教书育人
1980年5月份，盛邀之下，陈安怀离开工作了三十年的化工系统，成为了湖南财经学院的一名老师。
初到财院，“先说好是教书。去了之后，赶上他们准备办《财经理论与实践学报》，我就留在编辑部。一年后才完全投入教学工作。”
入职当年的职称评定，因为没有从事教学工作，陈安怀没有参与评审。次年，他被学院初评为副教授并报上级正式评审，“不料国家政策突变，职称评审暂停。直到1984年，才正式评为副教授。”“1987年，我被学院初评为正教授上报，但不符合副教授任满四年的规定。到1988年符合规定时，我已经接近70岁，不得不退休。”没有评上教授，让陈安怀老先生很是引以为憾。
到财院不久，组织下来一纸文件，要求会计专业大学本科开设“会计制度设计”课。这可难坏了不少院校，因为“会计制度设计”这门课解放以后就没有开过，连一本现成的教材都没有。财经学院也紧急召集教师编写《会计制度设计》，但许多老师没有实践经验，难担重任。于是，任务就落到了陈安怀的身上。
接到任务后，陈安怀先是去上海找恩师钱素君，期望从那里找到一些旧时的教材。但时过境迁，当年的教材早已丢失。
这时，陈安怀在化工部的经历派上了用场。
老先生回忆说，当年，财政部会计制度司只设计了全国统一的会计科目，各企业在执行中相关的会计制度问题以及成本计算规程都交由各部的财务司负责，或与财政部会计制度司协商解决。在化工部，陈安怀具体经办此事，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历时三年，陈安怀编写了《会计制度设计》一书初稿，并在本校和附近交通学院进行试讲。完善修订后，教材由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先后印刷了6万多册，“我感到非常欣慰”。
在湖南财经学院任教的将近十年的时间里，除了日常的教学任务，陈安怀还被聘为湖南省会计高级职称评委会委员，从事高级会计师的评审工作。
七十岁高龄再著书
1988年，陈安怀退休。退休以后的陈安怀先是出任长沙九三科技职业学校第一任校长，招收会计及建筑专业学生。一学期后，因兴趣所致，他转而从事了一项年轻人都不敢轻易尝试的“新”工作。
80年代末的时候，电脑还是一个新鲜事物，远没有普及，会计电算化更是被视为“高不可攀”的领域。但就是这样一个年轻人都退避三舍的领域，时年七十岁的陈安怀却想要“比划比划”，还立志要写出一本书来。
“退休后我经常听到一些中年人感叹，‘我们已经过时了，现在都是电算化了，我们还是改行吧！’这话听得我心里很难受。”陈安怀回忆道，“会计电算化就不能学吗？就甘心被科技发展所淘汰吗？”
陈安怀开始从零学起，自学软件编程，费时四年，和正在攻读会计专业硕士学位的儿子陈敏一起，终于写成《会计电算化基础》一书。“因为我们没有实践经验，为避免误导读者，我们还请专家全面审阅了书稿。”
这本书语言通俗，“用会计人员熟悉的语言，并附以简单的例子。”不再像以前由计算机专业人员编写的那样晦涩难懂，因此，成为很多会计人学习电算化的入门教材，累计发行36万多册。
陈安怀直到现在还非常欣慰自己能在古稀之年写出一本这样的书，“我就是要打破人们对于会计电算化的迷信。这本书我完全是用会计人员熟悉的语言来写的。整本书从编制记账凭证到设置数据库，再到如何往数据库里输入信息，再到由数据库结转到总账，最后输出报表，每一个环节我都要让会计人能够看得懂，学得会。”
1992年退休后在家出书
回顾自己将近百年的人生，虽然历经战乱和时代更迭，走过了从西南到东北几乎整个华夏大地，陈安怀却显得十分平静，“开始学会计，是为了谋生。我这个人不爱当官，没有什么领导才能，对于人情世故也是懒得应付。唯独对读书写书，教书育人还算一个兴趣，但也成不了马寅初、潘序伦那样的泰斗。自己对工作一直是很勤奋的，并以尽可能多做点有益于人民的事、始终不做坏事来自勉。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做到了这点。自认为已经对得起人民和自己的良心了。”
视野注：2016年9月18日，陈安怀老先生因病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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