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反腐风暴口的山西再创新纪录。
8月29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称，山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白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而随后，山西省副省长任润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也正接受组织调查。
而此前的8月23日，中央纪委在相隔不到一分钟内连续通报：中共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陈川平，山西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聂春玉两位省部级官员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
省级官员的陆续落马，也使山西成为落马省部级官员最多的省份。中共十八大后山西已经有7名（现任或原任）省部级官员落马，而本届山西省委常委班子中更是有5位常委被拿下。
而山西官场的反腐仍在继续，据报道，吕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明珠于8月26日被有关部门带走，同日被带走的还有至少三名知名富豪。
山西落马“老虎”如此密集或非偶然。过去十年，在以煤炭和能源构筑的山西产业链条中，权力占有支配地位，但制约机制却始终缺位，资本与权力的扭结，最终形成腐败滋生的土壤。如何清理腐败积弊，同时清除腐败高发的权力根源，或许是反腐由治标转向治本的关键所在。
因煤而乱
山西何以成为中国腐败的重灾区？梳理这些腐败案件，会发现一个明显的特征，多数案件都与煤炭产业链条有关：如公安、煤炭、安监、交通等系统的腐败案件。上至省厅干部，下至科长股长，都有可能在以煤炭和相关产业构建的体系中，获得丰厚的“黑金”回报。
有一段时间，在山西流传甚广的段子是，山西某些运管部门的一些执法人员上岗之前会打牌，谁赢了谁就能上岗执法。彼时的山西，谁能上路执法就可以对运煤车罚钱，意味着能获得滚滚的财源。
从2003年到2012年的煤炭黄金十年间，围绕煤炭所产生的腐败也随着煤炭价格的一路走高而逐步升级。2002年初，是煤炭市场的起步阶段。这一时期，为了激活山西的经济，山西省出台政策，鼓励民间资本入股煤矿，在县乡一级，则鼓励个人承包煤矿经营。
一批私人老板借此机会从政府手中获得了廉价的资源。例如，曾经被媒体称为用白菜价获得煤矿的吕梁巨富邢利斌，以及所谓的山西首富张新明等人，都在早期以相当低廉的价格，从政府手中获得了煤矿开采权。但这一获取的过程，如果考虑当时的煤炭市场行情，其实无可厚非。
而随着煤炭行业形势扭转，山西全省也开始调整政策。2004年，山西全省开始清缴资源税款。其后，国土资源部也出台了煤炭资源有偿使用等一些文件。对于这些煤老板而言，意味着煤矿不能再随意开采，要开采就要先交费。当时，一个储量约700万吨左右的煤矿，每年交的资源税款达800万元。
不过，这是权力强力介入煤矿经营的开始。为了少交钱，有些矿主就会少报资源储量，其中自然就出现了贿赂官员的现象。而对于大多数私营的矿主，清缴资源税款的另一个作用，是产权关系得到基本明确。
这时，煤老板和一些政府官员利益交错。几乎所有的煤矿，都要寻求政府层面的保护，对权力缺乏有效监督和制衡，则使腐败呈现蔓延开来的态势，即使是一个副科级的基层官员，只要是和煤炭有关，便拥有强大的调控权力，其寻租产生的利益，甚至要比处在省委任职的厅局级干部还要大。同时，也可以隐秘地“入干股”、甚至直接经营煤矿，形成“官煤勾结”。
例如，运城市公安局原局长段波在任临汾市公安局副局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和执法权力的影响，为新塔矿矿主提供保护，段波占有新塔矿业有限公司50%的股份，个人资产竟达10亿；霍州市公安局原局长庞星明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私开矿矿主充当保护伞，共索取和收受其财物合计595.08万元。
无论是小煤矿作为灰色存在的早期，还是价值日益倍增的后期，私营煤矿必须寻求强有力的保护伞，才能确保正常经营，而各级公安领域的一些官员，就成为重要的同盟。在这样的背景下，才有了太原三任公安局长连续落马，一些地方的公安局长也以身试法。
还有一些官员，他们的官职虽不大，但由于处在比较关键的岗位，贪污受贿的数额也令人咋舌。临汾市蒲县煤炭局原局长郝鹏俊，就利用职权开办煤矿获取巨额利益，违规违纪资金高达3.05亿元，分别在北京、海南、临汾等地购置了36处房产，被称为山西煤焦领域反腐“第一案”。
正是这一时间段内，山西不断爆发出矿难安全事故。“带血的煤”，令山西的形象一落千丈。
权力之祸
2005年，出任山西省代省长的于幼军，有感于山西煤焦领域的问题重重，亮起了煤焦反腐的大旗。当时，于幼军曾公开称：非法违法煤矿的存在，是对法律尊严的践踏，是山西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毒瘤。为什么非法违法采矿行为屡禁不止、屡打不绝？就是因为他们身后有着各种各样的“保护伞”和利益圈。
2005到2006年这一轮反腐和煤焦整治风暴中，所有证照不全的煤矿，基本都办上了合法合规的开采许可证等证照。
不过，在民营煤矿逐步规范的同时，政府权力对煤矿经营的介入却日益直接、日益频繁，山西某山区县的煤老板老康（化名）做过一个梳理，2009年全年，他所经营的煤矿曾接到了来自各级政府的文件共980份；2010年，这个数量是1280份。一年365天，算上周末，平均每天都要接到政府的规范性文件三到四份。这些庞杂的文件，时常相互打架，让经营者无法适从。
老康感叹，在任何一个行业，都没有像煤矿下文下这么多的。而且，很多规定是层层加码，省里面出5条，到市里是7条，到了县里就变成9条。而如果都拿这些文件当真，就会无法经营。事实上，这些文件，也只是为各个部门的选择性执法提供了依据。如果搞定这些关系，文件就只是一张纸。
在文件过多背后，则是监管煤矿经营的各项权力，被逐步上收，日益集中到省级部门。让老康印象深刻的是：原来安全监管是乡镇一级监管，后来安全监管的权力逐步上收到县里，然后收到市里，直至最后收到省里。在2008年到2009年之间，这种状况达到了顶峰。
对于老康来说，监管权力上收，意味着程序繁复庞杂，要跑的部门更多了，应对各个部门、各种关系更多了。这一时期，也恰逢煤矿效益最好的几年，作为企业，则是将此作为了运营成本的一部分。从老康的感受来看，上收到市一级或省一级进行安全监管，并不意味着乡镇和县级政府不管，只是在监管上多了几道关口。实际上一个地级市，一般大大小小算起来，超过500多个煤矿来算，监管部门每天跑一个矿，一年都跑不下来，根本无法监管。
2007年8月，于幼军离任山西省长之后，山西迎来了孟学农。这时，山西的安全生产形势已经十分严峻，孟的施政方略是搞安全生产托管，即将安全的责任托管给大集团，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整合。
在这种形势之下，30万吨以下的矿井关掉了，全省整合为1500余座。有分析人士称，这种托管整合，还算是基本依据了市场规则，有些煤老板也就此全身而退。
但这个时候，煤炭的利润也一再攀升。新的投资者还是不断涌入山西，其中尤其以浙江和福建等地的企业为主，与本地企业家相比，外省市的企业家们在经营政商关系上毫不逊色，而对于一些占据重要职务的官员来说，与陌生人打交道或许更好。
已经落马的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就曾经主政山西省发改委，这一职务的含金量，在山西的厅级官员中无出其右。因为无论是煤矿的技改、兼并，还是延伸产业链项目，诸如煤化工、发电项目，都需要经过发改委审批。审批权力上收的同时，寻租的利益向上移动。而基层政府并没有因此受损，在监管上，对煤炭生产的全方位全过程干预，也日益频密。
一些地方和官员以安全监管为名义，设立各种名目。发展到最后，煤炭经营被管理得事无巨细。几乎各个部门，都要寻求机会，到煤矿实施监管。有知情者描述，高峰时，煤矿会同时进驻着多个部门的监管人员，办公室坐满了人，对这些人，要管吃管住还得发工资。就连一些在国有煤矿把持大门进出的保安，都有了特殊的权力。据说一些保安队长操办的婚嫁宴席上，当地的私营矿主、运输公司老板都是座上宾。
而最近落马的聂春玉，则和前段时间落马的省委常委、副省长杜善学一样，都曾任职于吕梁地区。相比于陈川平，聂春玉的落马在很多人看来早有先兆。因为过去十年，吕梁是山西的后起之秀，借助煤炭开发，吕梁从后进成为先进。
因7000万嫁女而名噪一时的煤老板邢利斌，就是出自于吕梁市的柳林县。这场豪华婚宴上，除了引人注目的明星，还有来自山西的各级官员。正是因为这种交叉盘结的政商关系，往往一个贪腐案件背后，牵连出一系列案件。一个贪腐官员背后，就是一整串的官员和企业家。
国企之痛
山西省一位长期研究煤炭市场的人士告诉记者，在煤矿整合中，存在大量的灰色空间。因为对于很多老板来说，怎么样把煤矿留下，或者顺利拿到整合价款，空间非常大。比如，很多煤矿，只要跟焦化厂有协议，或者跟钢铁企业有协议，就可以作为转型中的煤矿加以保留。而这样的煤矿如何来认定，当然由政府官员说了算。另一方面，对于整合主体——各大国有企业来说，整合一些相对优质的煤矿，以低价获得煤矿，同样依赖于政府从中操作。
山西省国资委主任朱晓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称，在经历过煤矿整合之后，省属国企个个举足轻重，资产动辄超过1000亿。数量庞大的民营煤矿，在以股份的形式被整合后，让国企的股权结构极为庞杂，理顺的难度非常大，这也给国企改革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而央企华润在收购山西金业过程中的利益输送，则展现了另一个侧面。在谋求资源整合中，民营企业和国企、央企有着复杂的利益勾连。
在山西层出不穷的贪腐案件中，国企是另一个重灾区。十年之中，先后有国企负责人在煤炭生产、销售过程中，利用职权挪用公款、收受贿赂的案件，如山西焦煤集团原副董事长、总经理高玉斌利用职权在煤炭销售过程中受贿120万元。山西晋城无烟煤业集团副总经理李海明，在2007年到2009年任职期间，通过为热力企业签订计划内33万吨电煤购销合同，敛财24万元。
除了陈川平，焦煤集团董事长白培中案，目前还在侦查阶段，这个曾经因为家中被盗出数亿元巨款而闻名天下的国企董事长，据传一度是升任为副省级官员的热门人选。而他的案发，也被认为直接牵涉了曾经任山西省纪委书记的金道铭。在白培中一案的处理中，金道铭被认为染指和干预其中，获得了巨大利益。
事实上，不少山西官员因煤而兴。同煤集团累计输出10多位省部级干部，8月29日，被宣布正接受调查的副省长任润厚，此前曾担任山西潞安矿业（集团）公司董事长。
上述对山西煤炭市场熟悉的研究人士说，实际上，山西要想从制度层面上解决腐败高发的局面，必须大刀阔斧地改革，真正地让企业成为市场主体，将资源交由市场配置，这个其他省份看似天经地义的道理，在一些山西官员的思想意识里，仍没有成为自觉的行为，仍然亟待一次彻底的思想解放。让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山西强力反腐之后的制度建设，也期待重新架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