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千年之后的头几年，随着中国医疗保健市场逐渐发展，西方制药公司纷纷试图在中国市场分一杯羹。当时，辉瑞(Pfizer)的一名市场经理向一位同事发了一条信息。

　　这位经理称，他会批准为两名中国医生支付赴澳大利亚参加一个科研会议的费用，条件是这两名医生要承诺“每年使用不少于4200支注射剂”，并在“超过80%”患者的处方中加入一款辉瑞产品。

　　这家美国制药企业在华员工所采用的上述手段并非个例。

　　礼来(Eli Lilly)中国子公司为使产品被纳入中国政府制定的报销范畴，组建了一个“渠道小组”，2008年，其中至少有六名成员通过谎报费用的方式套取资金，并用在了向中国政府官员提供水疗、美食以及香烟等好处上。

　　这些行为因两家公司与美国监管当局在去年达成的司法和解而为人所知。它们激起了外界对企业在华经营方式的更广泛的担忧，而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所遭遇的最新指控重燃了这种担忧。

　　一名前雇员举报这家英国制药集团向医生支付酬劳，以影响医生开立的处方。中国警方近期在长沙、上海和郑州三地对葛兰素史克展开了“经济犯罪”调查。中国公安部昨日通报称，该案涉及人员多，持续时间长，涉案数额巨大，犯罪情节恶劣。葛兰素史克拒绝承认存在任何违法行为，并表示尚未获悉有关调查的细节。

　　葛兰素史克被曝光的行为与竞争对手过去采用的手法颇为近似。但不论它所受指控是否属实，分析师们指出，在中国复杂的商业环境之下，这些指控背后可能有多个推动因素：比如一名心怀不满的前员工、中国本地竞争对手的操纵、政治角力、政府试图向跨国企业施加降价压力、甚至试图整顿整个药品行业。

　　大多数观察家都认为，中国腐败问题仍然非常严重。普华永道(PwC)在去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制药企业仍在向能够提高药品销量的医生派发回扣，药品采购完成后，医生会超出病人需求多开处方。只有通过持续不断的监控以及落实有关贿赂的法律，此类做法才有可能被根除。”

　　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取缔此类做法并试图控制药品价格，近来还将越来越多的注意力放在了跨国制药企业身上。中国国家发改委(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上周表示，正在对60家制药企业的药品定价方式展开调查，其中包括日本安斯泰来(Astellas)、美国默克(Merck)以及英国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等六家跨国集团的中国子公司。

　　与此同时，美国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以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等外国监管机构也越来越积极地寻找企业海外行贿的证据。

　　为外包集团Quintiles工作的资深中国市场顾问乔治•巴德(George Baeder)表示：“近一年多以来，在中国经营的各家西方企业都高度重视强化‘合规操作’。做法包括，更严格管理为促进销售产生的支出、加强内部监控，有些引发了一些阵痛，比如高管被解雇。”

　　他表示，很多公司为了更加密切地监控员工与医生之间的联络，纷纷聘请高素质的“医学顾问”(medical scientific liaison，MSL)来代替销售代表，并用网络交流代替私下拜访。

　　巴德表示，许多中国医生能得到“组合式”的好处。他们从中国本地企业获得传统的现金“红包”——红包通常由分销商间接提供，而非药品生产商亲自出面——从跨国药企得到的则是医疗培训方面的资助，包括参加科研论坛的费用。

　　这凸显出了世界各地药企眼皮子底下的一片灰色地带：行业内被广泛接受的医疗培训赞助，与成为过度招待幌子的活动之间，分界线十分模糊。

　　中国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可以学习美国和欧洲越来越普遍采取的做法，就是公开披露医药行业提供给医生的所有款项。

　　葛兰素史克去年因为非法推销在美国支付了创纪录的30亿美元罚款。该公司还更进一步，将医药销售代表的奖金与在其影响之下开出的处方“脱钩”。

　　但这种取舍将会非常痛苦。

　　包德就告诫说：“金钱是一种有效的激励，医药公司把钱转而用来提高固定工资，是得不到同样效果的。”

　　张嫣(Yan Zhang)在上海补充报道

　　译者/马拉